莫谈国是：占领的权利-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和台湾接连出现民众抗争事件，在全球化、资讯化时代，这些抗争事件迅速占据了社交媒体的中心，刺激到处于极权统治之下的大陆民众。不过，并没有出现对乌、台抗争民众一边倒的支持，相反，无论是网民还是知识界，都多有保留，尤其是对于台湾反服贸学运，大陆网路上更是呈现出压倒性的否定声浪。

乌克兰、台湾是民选政权，是部分人不以为然的理由。在这些人看来，既然是合法选举的总统，即使有错，也应该等到换届再选下来，才合规矩。这种看法相当幼稚乃至荒谬：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诸多宪政民主体制中，均有针对民选最高领导人的弹劾或者罢免程式，这并不是随意的，“权力造就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弹劾或罢免程式，可以用来遏止、防范执政者滥用权力或腐败。无论如何，合法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人，放任其犯错是不合理的，相反，正因为其拥有足以造成巨大损失的权力，任何体制都应该设计能够中止其权力的紧急程式，民众也天然拥有即时反对的权利，如当年施明德发起的红衫军。所谓任期内不得更换，是对于政治生活无知的体现。

部分人的不以为然则要“高级”一些，认为“街头政治不是民主的最好表现形式”，民众的抗争应该遵守法治轨道，先穷尽体制内的一切可能之后，走上街头才是正当的。这种说法看上去有其道理，但放之于乌克兰或者台湾的情形，都有不甚切合之处：

首先，这种说法混淆了日常的政策分歧与根本性的分歧。无论乌克兰和台湾，事情的起因都是对于国家未来走向的忧虑，即如何与有着极其深厚历史渊源的强大邻国相处、能否免于被并吞这样的问题。撤回入欧申请之于乌克兰，服贸一篮子通过之于台湾，都有着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含义，也因此，乌克兰与台湾的抗争，都不是普通的政策分歧，而是对国家根本走向的担忧所致。且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决断，而具有紧急的性质。

其次，宪政民主体制的日常性程式，面对紧急、直接、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具有天然的弱点，并非化解此种分歧的有效手段。在常规状态下，宪政民主体制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有效制度；对于各种根本性的分歧，宪政民主体制也能够通过长期运行，培养起对于宪政体制的忠诚，从而化解或至少弱化根本性的分歧。但这只是宪政民主体制的一个面相，在宪政民主体制有效解决政治分歧的背后，是一整套有利于妥协的机制安排：一是通过代议制，隔离冲突的直接民意；二是通过代议机构中的各种委员会等灰箱设置，达成妥协。这套机制的有效运行，保证了妥协的达成，维持着宪政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转。但也有着被利益集团操纵，黑箱操作等诟病。

可见，宪政民主体制下的代议机构，其设计目的就包含了隔离掉直接民意，且避免针对民意作出及时反应的用意。这一机制安排，在有利于妥协的同时，也付出了对价：对直接民意的隔离，以及为了达成妥协而不得不长期讨价还价。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通过宪政民主制度的长期运行，逐步化解掉了各种根本性的分歧，从而不太需要面对紧急、直接和根本性的政治分歧（也不是没有例外，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一弱点尚不明显。可对于初生的民主政权来说，各种根本性的分歧尚未通过宪政民主体制的长期运行而化解，这种弱点就显得尤为突出。尤其对于那些不幸就继承了根本性分歧的国家如乌克兰和台湾，指望天然就隔离民意、倾向妥协的立法机构对于紧急、直接、根本性的分歧作出妥当回应，并扭转最高统治者的决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

最后，权力总是危险的，合法的权力同样危险，当合法的权力试图做出危害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损失的错误行为，同时现行体制也无能加以约束时，民众就拥有了天然的即时反对权利。示威、抗议、占领街头，直到占领立法院，都在这一天然权利范围之内。这一权利，并不因权力的民选合法而被取消，也不因换届选举的存在而削弱。因为，权力来自于民，并服务于民（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即使曾经合法的权力，并不因此而拥有一劳永逸的豁免权，针对其执政行为，民众始终拥有反对的权利，当其决断触动了根本性分歧的敏感神经，且现行体制已经显示出无能为力之时，民众的直接行动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现任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先生的几句话，作为补充：“如果只因为台湾已经将选票普及于每一个人，而国会议员已经全面且定期地改选，就要求人民不该再有上街头抗议的念头，那显然是低估了维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动能。”当然，还有些人的不以为然，要更“高级”一些，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直接行动是对法治的破坏，从而损害了宪政民主体制。在马英九先生的声明中，也同样重申了对于法治的重视。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民众的直接行动是对专断权力的自然反应，社会运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因为法治理由，就放弃直接行动和即时反对，权力的肆无忌惮就更加不能得到制约；其次，法律是对行为的约束，通过事后的追惩而实现。但法律不是衡量行为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通过违反法律而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在所多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都是显着的例子。强调法治，既不是否定民众直接行动的充分理由，也不是评价民众直接行动是否正当的恰当标准。

最后，法治必然是保守的，而社会总是变动发展的，也因此，总是会出现法治与现实的落差，而推动法治适应社会发展，离不开民众的各种直接行动，如美国民权运动对于美国法治的推动，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与民众直接行动之间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将法治与民众直接行动对立起来，乃至以法治的理由贬低民众的直接行动，其实是将法治看成僵化不变的东西，更像是对法治本身的贬低。事实上，正如我的朋友冉云飞所说：“公民抗命是以身试法，是以可能触犯法律的心理预期来扞卫或争取最基本的重大原则，如香港的普选权，台湾这次的命运自主权之类。”这样的以身试法，其实正是对法治进化本身的贡献。

走笔至此，本文并不打算，也没有就乌克兰或台湾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而只是针对大陆舆论中的一些看法。大陆舆论中对于乌克兰或台湾的民众直接行动的贬低乃至否定，除去一些事实上的理由之外，更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见，如任期内不应撤换论，又如体制内救济优先论、遵守法治论，其实都是对政治生活、民主过程、法治进化缺乏理解的产物，反映了极权体制歪曲宣传下的一般民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