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谈国是：信息极权社会的序幕-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近日，大陆媒体广泛报道，正在试图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信息等关键信息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之下，公安部正在牵头制定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制的实施方案，有望从2015年开始在中国内地统一开始实施。而根据2013年的相关报道，这意味着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

在官方的宣传中，此举的目的旨在“诚信”。直观而言，信用体系确为现代社会顺畅运行之必须，但是，此类信用体系往往经由自发的行为演进而成，如银行信用等级，且分属不同领域，此外，民众给出自身信息，也出自自愿而非强迫，并受到法律的严密保护。反之，如果此一信息体系由权力统一推行，集中管理，采集信息属于强制义务而非自愿，且所有信息全掌握在公安机关这样的强力部门手中，那么，很显然，其目的与其说是促进社会顺畅运行，毋宁说是帮助体制进行控制管理。

至今，所谓的档案并未消失，在计划时代，档案记录了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信息，且掌握在所谓“组织”手里，民众终身不得自行查阅，从而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举凡升学、从军、提干、入党、升迁等等，都离不开档案的作用。从小到大，老师或领导因为掌握着档案的入口，也就经常拿档案来管教学生或部下，档案作为极权管制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谓改革时代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越来越多的民众脱离了体制，档案也变得不再重要，而主要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这样的地方，甚至可以通过某些办法自己提出档案，一探这个神秘物事的真面目。近年来，网络上多有类似描述。不过，一旦民众因为各种原因又要重回体制，档案还是必须的。笔者曾经在某报社打工，如果想成为正式员工，就必须将档案从挂靠的人才交流中心调入报社。简单地说，可以将大陆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人，其中最直观的区别，就是体制内人士拥有被组织掌握和管理的档案，而其他人则未必。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人士，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此脱离了体制的直接控制，这给体制的社会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许多人曾经幻想，经济市场化会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是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二是更多地应用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而不是直接的管理控制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体制的社会管理手段并未出现质的变化，而只是作了相应的变化和升级。

一是所谓的维稳体制，体制的资源和手段有限，不能掌握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情况，于是，就通过对所谓重点人员的稳控，来保持社会稳定。近期，网络上披露了一份某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其中规定了七类重点人员，包括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并人、重点上访人员等，公安机关对这些人员实施动态管控，实现“来能报警、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以实现预防、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加强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尽量覆盖并管理相应人群。具体而言，即是依托由公社制脱胎而来的乡镇体制，以及街道居委会体制，以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如新农合、低保、社保等为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加强对在乡农民和户籍居民的覆盖和管理。

上述措施基本满足了体制的需要，但也暴露出若干的弊端：针对重点人员的网格化乃至刚性维稳，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且因为采取超法制的方法，容易引发被稳控对象的反对乃至抗争，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利益争端和权利诉求呈现几何级数上升，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和群体抗争，并非由所谓重点人员所引发，而往往是突如其来，如近期的茂名反PX抗议，东莞裕元鞋厂数万人大罢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针对重点人员的维稳体制，就日益显得不敷应用，而农民工这样的流动群体，也非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所能够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弥补现有办法的薄弱环节，强化针对特定人群的直接控制，也就成为体制的必然选项，所谓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或者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被设计出来。

通过这样的统一代码，可以建立起体制对于民众个体的直接联系乃至控制，对民众的行为形成某种心理威慑，从而有利于体制的社会管理，并帮助体制维护社会稳定。举网络实名制为例，目前，网络实名制对于活跃分子来说，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只要实行网站后台实名，一个身份证对应一个ID，如支付宝那样严格执行，从网络上搜来的身份证号码很快就会因重复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其次，针对活跃分子借用亲朋好友身份证，由于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纳入，身份制代码就与社会信用制度乃至福利制度就捆绑在了一起，到那时候，谁还敢将绑上这么多利益乃至福利的身份证代码借给别人呢？

网络如此，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对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必然造成相应的影响。曾几何时，因为有限市场化需要人员、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体制也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对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在不断升高的利益争端和权利诉求的刺激下，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一旦突发聚集起来，势必会给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何预防乃至处置这一可能，遂成为体制的核心课题，在维稳体制和强化既有社会管理体系之外，通过统一的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体制将再度建立起对于所有成员的直接联系，通过将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与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相捆绑，体制也就获得了对于公民的某种直接控制能力，这一前景正随着该项措施的推出而变得清晰，或许，在新的信息技术支持下，对于所有人，体制都能够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一种新的极权形态也就因此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