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当歌：慎提“邪教”一词-项小凯 独立专栏作者

在5月28日发生的招远血案中，官方公布嫌疑人具有“邪教”背景。一时间，关于“邪教”的话题，也成为舆论焦点甚嚣尘上。但国内很多人，把“邪教”一词，当作既定的概念使用，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名词本身存在着重大问题。

实际上，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邪教”这一称谓，包含着强烈的信仰歧视与攻击色彩，很容易对对方造成冒犯。而如果这一词语，被权力滥用，则极易成为压迫信仰与侵犯人权的暴力辅助工具。

在国内，美国人民神殿教，与日本奥姆真理教，常被人拿来作为“邪教”的案例来说明。但恐怕为大多数国人所不知的是，这两个案例恰恰说明，在民主法治之下，即便是所谓的“邪教”成员，也享有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

人民神殿教（The Peoples Temple），由其领袖吉姆•琼斯（Jim Jones）于1953年创立，并在70年代达到顶峰，曾一度拥有数千名信众。但随后，媒体曝光了该教内部的一些丑闻，包括强夺信徒财产、假装神迹治病、滥用私刑惩罚等等。在美国舆论与检察机关的巨大压力之下，琼斯率领大约一千名核心信徒，于1977年远迁圭亚那，在热带丛林中建立起新的据点琼斯敦。

一年之后，美国国会众议员里奥•瑞恩（Leo Ryan），为了对人民神殿教的司法指控进行核实，专程造访圭亚那，但却被教派的武装分子枪杀。自知步入绝境的琼斯，一度试图向苏联驻圭亚那大使馆求援（琼斯长期宣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但为时已晚。绝望的琼斯，率领近千名信众服毒自杀，成为20世纪最为惨重的集体自杀事件之一。

就在大规模自杀事件发生之时，人民神殿教在美国境内，仍然存留着众多的分支组织。在公众与媒体沸腾的指责面前，这些剩馀的信徒，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美国的司法系统，仍然一板一眼地按照法律程序，对该教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人民圣殿教的其馀信众，并没有因为信仰缘故，而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不过，由于失去经济来源，人民圣殿教向法院申请破产，并随后解散。

奥姆真理教（オウム真理教）由麻原彰晃于1984年创立。该教会在80年代后期获得急速发展，信众多达一万馀人，并于1989年获得宗教法人资格。然而，该教会涉嫌卷入及策划多起刑事案件，包括1995年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该事件导致13人死亡，多达6300人负伤。

事件发生后，教主麻原彰晃被逮捕，并受到涉嫌17件案件的指控。麻原本人于2004年一审被判决死刑。奥姆真理教于1996年被日本法院宣告法人破产。日本的公安调查厅，曾一度试图以组织犯罪为名，对该教进行处罚，但此举遭到了日本宪法学者的反对，未能实行。在此之后，该教的部分信众，修宗改义，成立新的教派，并一直合法活动至今。

人民神殿教与奥姆真理教的组织活动，都造成了惨重的社会损失与人员伤亡。但是，在此必须将组织的犯罪活动，与其成员的宗教信仰分割开来。以行为入罪，而是不是以信仰思想入罪，这是现代刑法的根本原则。否则，如果连信仰与思想都得不到法律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也就更加岌岌可危，任何人都可能因质疑或批评权力，而遭到权力的惩罚，最终这将造就一条通往奴役之国的道路。

人民神殿教与奥姆真理教的惨痛教训，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复杂。一方面，自由必须得到保障；而另一方面，自由制度下同样存在风险。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在追求自由的同时，认识到风险的存在，而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享受自由的权利。不应因为风险而拒绝自由，也不应因为自由而否认风险。

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在信仰自由缺失的情况下，同时还能维持言论自由以及其它方面的政治自由。这是自由制度的逻辑自洽。反过来，对于争取言论自由以及其它自由权利的人来说，为各种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争取自由，也正是整个抗争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邪教”这一称谓，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

无论信仰本身如何，只要它没有投射到具体的犯罪行为或者相关企图，都不应该受到制裁。尤其应该警惕，这一词语被权力滥用，成为粘贴在专制大棒上的标签。而那些无意识的该词的使用者，也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在后果上，成为协助压迫自由的一份子。而且也毫不奇怪，这种无意识的协助压迫自由的行为，在长期盛行专制的国家里，更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