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評論：誰要在香港製造敵人？-趙楚 戰略學者

許多評論家都認為，當代中國八九後時代的一切大政均以穩定和發展為核心理念，特別是在蘇東事變之後，執政黨基本的政治思維是，以強力手段維持穩定，哪怕冒人權等方面的天下之大不諱，然後以穩定贏得的時間重構經濟的權力基礎，從而應對內外挑戰和規劃未來。證諸歷來的政策及實行的歷史，這一基本假定並無錯誤，問題是，在如此假定之下，人們難以理解的是，為何會在現實中屢屢看到與這一基本假定完全相悖的，經常是自尋動蕩的具體舉措。最近，關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出台，這與港人就2017普選的抗爭恰恰就是這一經常矛盾的極好例證。

1997年的香港回歸曾被普遍視為中國國力崛起的一個標誌，而香港的一國兩制更是對當局和平統一台灣戰略舉足輕重的示範地區，而完成國家統一則是執政黨自身理論中歷史正當性和合法性的終極證明之一；因此，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確保一國兩制的成功，這對於執政黨來說，絕非一般的局部問題，而是具有頭等優先地位的戰略問題。如此，人們看到過去金融危機時期，中央不計工本，在港投下重註，而歷來在各種內外活動中，也格外優禮特區首長。

問題在於，雖然在認知上香港有極大戰略意義，可實際上，人們看到，近年來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和心理卻發生了極為負面的變化，最新舉行的網絡公投顯示，由於白皮書的出台，以及歷來在各種牽涉政制等問題上的抗爭，港人從1997的歷史性觀望心態已經走出，相當多港人意識到，一種不待50年即將同於大陸一國的危機正在變為現實。

人們或許會難以理解為何要在此刻出台這份明知將在港島引發巨大撕裂和抗爭熱情的白皮書。尤其是，白皮書中將港人治港界定為愛國者治港，這無疑既缺乏基本的國家信義，也無必要地將港人必然厭惡的意識形態政治引入一國兩制實踐。熟悉大陸的人們都知道，在中國當代的政治實踐中，所謂「愛國」並不是一般的道德或情感心理概念，而是一種解釋權來自上層權力的極左專制政治術語。引入愛國概念本身是一種權力的宣示，意在表明中央對港人歷來抗爭的不耐和不滿。按中國政治慣例來說，當宣布愛國為愛港之標準，等於在說，握有鑑別愛國與否大權的中央政府必將實現對治港問題的全面監督，甚至為某種一國一治的直接治理埋下了政策的伏筆。這是港人和觀者驚恐的真正原因。

就全局來看，本次的政策作業甚顯突兀。國內面臨的大政問題紛繁複雜，除開經濟大局的危機之外，新疆反恐面臨歷史性考驗，成敗後果無比嚴峻，此起彼伏的社會抗爭在在多有。在回歸近20年之際，香港的對外經濟作用日漸邊緣化，港人基於一國兩制，希望獲得中央承諾過的普選權利，這本身既對大陸總體政治和社會不能構成重大衝擊，更有示範台灣與全球，顯示政權進步之作用。就香港涉及的外國勢力而言，美國已經長久對香港問題沒有興趣，而英國在17年後更重視的，與其說是港人的利益或在港的利益，倒不如說是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係的根本利益。所以，說港人抗爭有外國亂華陰謀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從此視角看，本次對香港的嚴厲舉措不僅毫無必要，而且純屬自找麻煩。然而，事實上，類似白皮書這樣的適得其反與自我反對的政策一再出台，在大陸其他事務中也是如此。這就不得不從當代中央權力的性質和結構方面尋找原因。

推動對港政策嚴厲的首要原因是近年高漲的外部敵人心理。從對所謂「普世價值」和憲政理論的批判，到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打壓，人們應看到，這些新的政治高壓舉措都是在一種文革中十分成熟的外部敵人的意識下進行。聯繫內地一般拆遷等引起的網絡輿論，甚至狗肉節之類杯葛，官方支持的極左網絡意見領袖都會很熱切地將之與外國顛覆陰謀直接掛鉤。香港本為華洋雜處社會，與歐美社會聯繫直接而豐富，在港人抗爭中又確有懷念殖民當局的個別聲音，如此事態，在危機意識超強和防衛本能高漲的當局看來，非外人陰謀那是不可能的。極左意識形態下的愛國概念本身就含有強烈的政治進攻性，只不過港人不幸做了本次的標靶而已。

直接導致中央或權力階級對港人目的持懷疑乃至敵視態度的，乃是多年來港人在政治上的一些示威性表態。當年23條大抗議聚眾數十萬，在歷次特首選舉時，港人和媒體的挑剔嚴厲態度隱隱成為中央眼中不聽話和對抗的姿態。更為嚴重的是，25年來，每年八九革命的紀念日，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構成了中國社會不熄的歷史傳承，它表示港人所堅持的人道，人性與政治理想主義的價值觀。這對當局堅持歷史虛無的政策是一種意義嚴重到無與倫比的挑戰。這些積少成多的事態構成了上層對港人的基本觀感和氛圍：他們不能理解，也不會相信港人的這些舉措只是出於追求自身及國家更美好生活的動機。在習慣性的力量崇拜和槍桿子思維支撐下，對這種犯上作亂式的的挑戰予以絕不通融的強力回擊，這是當局可以預料的選擇。也許，在他們自己看來，他們已經過於耐心和平和了。

無可諱言，在回歸17年後，雖然潛在意義重大，但當局目前最緊迫的決策課題並非香港。白皮書的出台已經引發負面的反應。因此，為何在此重大危機紛呈時刻挑起新的危機？要回答這一問題不能迴避現行的決策與執行體制。在決策優先性與政策資源配置正向關聯的規則下，港澳政策具體負責部門如果毫無作為，任由港澳問題長期淡出決策視野，則那將意味著在現行權力和政治資源的遊戲中，他們將落後於其他部門，成為瓜分巨大政策資源的失敗者。類似古代「玩寇自重」的部門利益本位思維本位全球通則，但由於中國政制本身的暗箱操作特點，缺乏協調和負責的混亂決策與監督程序使這種作為變本加厲了，並且完全置全局的利益於不顧。20年以來，各政策部門越管越亂，無事變有事，小事變災難已成規律，而本次的香港不過是最新的例證而已。

歸根結底，香港政策日漸成型的危機局面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意義更普遍得多的根本問題：一個徹底排斥和抑制憲政和民主訴求的政府能否成功指導和規劃局部地區的民主化進程？或者說，一個自身體制失敗和治理失敗的政府能否成功地確保其所屬某地區的成功和繁榮？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要確保這些成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憲政，民主和法制的制度資源，在這些資源下調節和博弈各自利益。人們都知道，當初提出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政策，本是一種基於大陸和香港現實的過渡性政策，此中不言的前提是，50年之中，大陸社會將通過自身社會與制度的轉型，最終奠定與港澳，乃至台灣相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基礎，從而可以保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相同的政治認同之下重構中國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當這一前提被有意和蠻橫地遺忘，則毋待任何外部敵人行動，一切混亂和對抗，乃至漸行漸遠的認知就都是可以預期的了。不幸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香港問題上看到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