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声：院部共建的“复旦模式”注定失败-边界 媒体人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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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近日担任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个消息在微博记者圈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重点不在于新闻官僚出任新闻院长这个最新案例，而是党仍重用已成“公共笑话”的林治波——翻译一下，就是人们见惯了魔鬼，但仍惊诧于魔鬼掌权。
林治波最有名的论断就是否认大饥荒中饿死人，作为一个忠实的“毛粉”，他的极左言论让左派也感到不安。他这次被选中担任新闻学院院长，是令左右两派都觉得窝心的事情。这件事同样证明，宣传部与新闻学院共建模式，也沦为极左意识形态的“战利品”。
“院部共建”模式的构想发源于上海。2008年上海宣传部副部长宋超兼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2013年底，中宣部召开现场会，将“复旦模式”上升到院部共建的标准版本。2014年至今，复旦模式已经推广到安师大、武大、南大、人大、山大、川大等十馀所高校。
复旦模式在实行五年后得到重视，与意识形态在高校与媒体中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七不讲”作为划定意识形态阵地的纲领性文件，管控高校与媒体，属于体制最为便利的领域。去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则加速了党管媒体的危机感，“复旦模式”遂得以加速推广进程。
院部共建模式的逻辑建立在一种假想之上：媒体中的自由主义倾向正在挑战党管媒体原则，要想从“源头上”断绝此类危险，就要从新闻学院的记者培养环节入手，净化新闻学生的思想，用党化来阻绝新闻界的“西化”。共建是要结盟，去消灭宣传部的“假想敌”。
自从意识形态的防御思想转变为主动进攻思路后，复旦模式也面临着升级换代的需求，亦即：它从早期的权力与资源互惠为主，转换到意识形态肃反为方针。当然，宣传部所代表的体制权力对新闻学院许以的资源承诺依旧在，只不过拿到资源要付出更多代价。
复旦模式的推广不会遇到有力的反抗，从招生就业、课题获取、强化与业界联系等方面，它甚至受到学院老师的认可。新闻学院的教授们并非像新闻界那样，认为狼来了，反倒是乐见其成。这一点是与外界的期待不相符合的，复旦模式在新闻学院不只是一种政治正确。
如果要说复旦模式对新闻教师的影响，那也主要是对其中少数坚持专业主义教学方式的老师有负面影响。对那些思想活跃不保守、推崇新闻专业主义的老师，恐怕要调整面对学院、学生以及自己的姿态。但在另外一些老师眼里，复旦模式不是毒药，而是蜜饯。
例如，南京大学就有教授称赞院部共建之后，新闻学院获得的教学资源比过去有海量增长，盛赞这个模式的优越性，抨击对复旦模式的“妖魔化”评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院部共建要想获得长期有效性，给学院喂食资源将是维系复旦模式生命力的奥妙所在。
复旦模式在经验推广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模式的需要。从现有的做法看，至少有两种办法是被采用：一是挑选像林治波这样更拥护意识形态的左派新闻官僚入驻共建模式，二是将新闻业界中拥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技术人员引进来，担任客座教授或业界导师。
很明显，这是一个复合的洗脑设置。“复旦模式”仅仅停留在宣传部官员或党媒新闻官僚兼任的层面上并不够，势必要介入课程设置，洗脑要通过收买教员、改换课程表、调整新闻学院的导向、遴选更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业界人士等一系列深化措施来促成。
可以想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即将排挤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学院的崇高地位。新闻学生们将面临意识形态洗脑的压力，他们可能将变得更温顺、更服从和更愚蠢。院部共建模式的分化与排斥效应，也将发生在学生的选择行为上，这会是一个痛苦的历练职业价值观的过程。
党管媒体原则在传统媒体中的有效推行，已经让十多年前发育出来的先锋报纸趋于死亡。业界最为着名的南方系也在成建制地崩溃，原先在这些报团中不受重视的左派信徒们受到党管媒体原则的扶持，取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业界的萎靡也为院部共建提供了策应。
庆幸的是，复旦模式的弱点很明显。首先，各地的地方性使然，院部共建中推行党化教育的强度各有高低；其次，实践证明，新闻学院一直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过去的效果不理想，将来也会；再次，传媒格局的巨变会让意识形态抄媒体后路的设想落空。
单从媒体业吸纳大学生的比例看，新闻专业早已不是主流专业，对新闻学院强化党化教育将进一步加重媒体业对新闻专业的鄙视，进一步降低新闻学院毕业生的社会评价和竞争力。从很早的毕业生流向比例看，新闻专业毕业生进入媒体行业的，也只占很小比例。
媒体格局的转型造成了很不一样的媒体局面，新闻学院对媒体格局的影响向来很小，当新闻专业仅仅占媒体从业者中很小比例时，希望通过党化新闻学生、进而赤化传媒业的想法非常不现实。报纸可以是党产，但传媒业绝对不是，这种确定性将在根本上动摇复旦模式，令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