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当歌：现代政治 自由与民主不可分离-项小凯 独立专栏作者
201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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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民主，就是在争自由；争自由，就必须要争民主。
当今的成熟民主国家，共享着许多相同或者非常相近的制度特征，比如实行普遍的选举，权力机构被分立制衡，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民主国家的国民，也普遍享有高度的自由。
实际上，对于现代民主体制来说，自由，民主，法治等要素，密切相关，在实践上已经不可分离。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下，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单独隔离出来谈论，都没有现实意义。之所以在很多场合，还保留这种分类，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同样也是如此。
法治是自由与民主的基础。法治，至少包含三个原则。第一，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即遵法而治；第二，社会秩序由法律来规制，即依法而治；第三，法律必须代表善；当法律条文相互冲突时，根据上位法如宪法或者社会的共识之善，作为判定的准绳，所谓法取其善。
从现实的政治博弈角度来说，法治的第一条原则，即权力受到法律约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否则，如果不能实质限制权力，其馀的两条原则，则均将成为泡影。
从历史上来看，法治实践，通常存在于某种权力的平衡格局之下。古雅典的梭伦改革，属于贤人立法的古典法治。在梭伦改革前夕的公元前600年左右，古雅典城邦，仍然处于贵族统治。当时，贵族权斗日趋激烈，平民也对社会严重不满。雅典周围的多个城邦，或者已经发生革命，或者沦为暴君统治。正是在这种危机背景之下，梭伦启动改革，为雅典立法，在贵族与平民之间，重新进行权利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以梭伦改革为契机，古雅典启动民主化转型进程。在经过数次僭主复辟的挫折之后，在伯里克利时期，古雅典的民主达到高峰。
古罗马的古典法治的建立，情况也与古雅典类似。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贵族与平民的冲突时常激化。在来自底层民众的长期压力之下，贵族终于妥协。在公元前451年，由十人委员会负责，编纂了《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最早为十表，另二表为后来补充）。罗马法一方面保留了罗马当时的惯例，一方面借鉴了古雅典的梭伦法典。
在英国历史上，王权与议会的斗争，是贯穿英国政治的主线。早期的政治斗争，在英王与贵族院（House of Lords）之间展开。 1215年所签订的《大宪章》（Magna Carta），便是当时的英王约翰（King John），被贵族联合反抗后妥协的结果。而到了近代，代表新兴工商业力量的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逐渐崛起，并主导了1640年清教革命以及1688年光荣革命。
英国的法治传统，与英国治权的均衡格局，密切相关。与英国形成对照，法国在17世纪以后，进入波旁王朝统治时代，王权逐步集中，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议会与教会，彻底成为国王的附庸。这种政治形态，被称为“绝对王权”（ Absolute Monarchy）。在绝对王权之下，不可能存在法治。法国的绝对王权体制，于18世纪末，被法国大革命终结。
由此可见，古典法治的存在条件，是现实中的权力受限。一方面，古时期的国家权力，还不是很强大，尚不能对社会进行太多干涉。另一方面，欧洲早期的贵族与宗教势力，对王权形成有力的制约，这些都成为阻止王权集中的因素。但尽管如此，在法国以及俄国等地，还是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
必须注意，古典法治，所保护的权利，并不能直接映射到今天的自由概念。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广泛存在。即便是英格兰，在15世纪，仍然有很多人处于农奴身份，甚至无法自由迁徙。这个时期所谓的“自由”，只是少数贵族以及自由民的特权。
到了17世纪左右，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权力逐渐膨胀。这一时期，社会、宗教、政治的冲突逐渐激化，导致战争频发，典型如三十年战争，以及英国清教革命。民族国家、中央集权、立宪共和等等一系列现代政治观念与实践的萌芽，也大多在这个时期产生，而这同样也是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正是对于英国战争伤痛的反思，以及对政权合法性的追问，才使得霍布斯（Hobbes）与洛克（Locke）等人，提出自由的概念。霍布斯认为，政权太过强大，只有完全服从于强权，才能换得有限的个体自由。但洛克认为，个体天然拥有以战争扞卫自由的权利，个体将这种战争权利让渡给政府，换取政府保障自由，这只是一种平等的契约。霍布斯与洛克，虽然都认识到自由这一概念，但二人在对待政府合法性的态度上，有着根本分歧。后世一般公认洛克为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自由主义所阐述的自由观念，它的思考背景，是对政府权力侵犯个体的警惕与限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以个体作为思考的起点，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强化权力、侵犯个体的政治学说，必然会在某个环节，以某种集体主义的价值主张，僭越个体的权利。民族主义鼓吹民族利益，国家主义鼓吹国家利益，共产主义鼓吹阶级以及全人类利益。自由主义，从哲学路径上，有效封堵了此类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理论后门。
光荣革命之后，宪政建立，英国享受了数百年的和平与繁荣。在这种背景下，自由主义学者们，逐渐将视野从对政权的警惕，转移到对个体语境的关注。于是，“非伤害”（No Harm）或者“非干涉”（Non-Interference）原则，成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话语。而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壮大，又使得自由主义的思潮，被纳入到经济领域，形成另一种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然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社会又受到更为严峻的威胁。法西斯主义突然崛起，并发动世界大战，几乎颠覆了世界秩序。而共产主义运动，则蔓延到多个国家，建立起众多的红色政权，并与自由民主的秩序，形成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即便在今天，中国的新极权体制，以及俄罗斯的威权体制，仍然在对自由民主，形成有力的挑战。
在现代社会，政府或者政权，在国民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国政府的开支比例的平均值，高达GDP的34%；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政府来说，在计入央企国企等体制经济之后，GDP比重的估值，更是超过50%。在事实上，政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活动的中心。那种“小政府”的愿景，实际上已经濒临破灭。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自由主义，如果继续局限于“非伤害”或者“非干涉”的近代语境，就会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难以回应现实世界对自由的质问：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自由的秩序？
自由，即免于强制。回到政治哲学的思考原点，自由主义所警惕以及试图限制的，是对个体造成潜在威胁的政府权力，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的出发点。对于现代政治，政府已经如此庞大，它的存在无法忽视。即便它不去直接伤害干涉个体，凭借它所拥有的巨大资源，以及潜在的强大暴力威慑，就足以扭曲个体的行为，间接侵犯个体的权利。
针对这一点，现代学者如佩蒂特（Philip Pettit），提出了自由的“非支配”（Non-Domination）原则。自由的含义，不仅包括免于即时的、直接的强制，还包括免于预期的、间接的支配。因此，自由主义，不但要追问如何免于强制，而且还必须继续向前，进一步追问如何免于支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就是民主。
通过对“非支配”原则的阐述，自由与民主，在理念上得以接洽，走向互通互融。在今天，自由，民主，法治，在观念上高度重合，密不可分，而这一切似乎又回到古雅典时期：人，如果不想仅仅处于被统治，就只能在被统治的同时，参与统治。
实际上，这也并非偶然。民主是一种大众政治。只有大众在实质上，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条件，民主才能成为现实。古雅典城邦的狭小地域，避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而现代的通讯以及交通技术，克服了空间限制的瓶颈。通过现代技术，现代民主政治，仿佛只是对古雅典民主政治的千百倍的放大。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类比。
自由的“非支配”理论，在现实中也得以证明。早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夕，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就已经包含了支配权的含义。美国独立革命，就是一场夺回自我支配的自由主义革命。
对于香港来说，过去来自民主英国的“支配”，似乎不但没有剥夺自由，反而成为了自由的屏障。而在当下，正因为无法得到民主的支配，所以才会一步步失去自由。争民主，就是在争自由；争自由，就必须要争民主。
在历史上，或许存在着“自由先于民主”的实例（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取决于“自由”与“民主”如何定义），而在现代语境，当政府在事实上，成为国民生活的无法回避的中心，政府形态，就直接决定制度性质。现代政治实践中，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无法分离。
而在理念层面，通过对自由“非支配”原则的阐述，自由与民主观念，也高度重合。自由的追求，必然将指向民主；而民主的精神，无非是另一种自由。对于现代政治而言，自由无法先于民主，民主也无法先于自由。自由与民主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