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壤當歌:不再有自由化的民主化-項小凱 獨立專欄作者

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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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自由化風潮,只是歷史的曇花一現。
置於政治轉型的語境,所謂「自由先於民主」,就是將整個轉型過程,分解成自由化與民主化兩個階段,先自由化,後民主化。但在筆者看來,這個理論並不成立。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其名著《第三波》(S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提到了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概念。在某些民主轉型的案例中,也確實一度在民主化之前,出現了自由化現象。但這並非是一個普遍規律。亨廷頓在這本書中,也並沒有把自由化,當作是民主化的充分或者必要條件。
然而長期以來,國內卻普遍流行一種先自由化再民主化的轉型理論。通過在不同層面的具體映射,這個理論也衍生出多種變體,如通過推進市場經濟而走向民主,或者通過建立法制(或法治)而走向民主,再或者通過建立公民社會而走向民主等等。
這類理論的共通之處,就是將民主轉型,看作是一個漸進過程。漸進轉型的主張是,在轉型前期亦即自由化階段,以避免觸及根本政治制度為前提,從經濟、法律、社會等外圍角度出發,逐步提高權利水平;然後在此基礎上假設,當權利水平到達一定高度之後,就會自然向民主化過渡。
在筆者看來,此類理論的最大硬傷,在於完全沒有理解,政治轉型的衝突博弈屬性。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等社會演進,在本質上,屬於互惠互利的協作博弈,也就是所謂正和博弈;而政治制度的根本轉型,在本質上,是一個存在嚴重利益對立的衝突博弈,也就是所謂的零和博弈。
專制政權,通常以暴力鎮壓,作為統治的核心支柱。否則,來自社會的反抗衝擊,就可輕而易舉地取消執政者的統治地位。民主化,要求政權必須放棄權力壟斷,而以民主選舉的合法性,作為統治的條件。
在專制社會,由於權力不受民眾限制,因此社會財富,實際上是以權力為軸而進行分配。權力壟斷者,也就成為利益壟斷者。民主化訴求,則直接挑戰專制政權的根本利益,這一層關係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專制政權,在建政以及統治過程中,反覆使用暴力鎮壓,因此造成深重的人權災難。民主轉型,不但將導致專制統治者的現有權力的喪失,而且還可能導致事後的法律清算。所以,對於專制統治來說,民主化,意味著當下與未來,流量與存量的多重利益損失。毫不奇怪,民主化的成敗問題,同時也是專制統治者的死活問題。
如果自由化,果真通向民主化,那麼專制統治者,就絕不會對自由化進程聽之任之,毫無防備。一個顯而易見的推論是,專制統治者,必然會將自由化水平,壓制在安全閥值之下,以避免對政權產生威脅。由此,也就產生了一種「有限自由而不化」的現象。
大陸知識界,經常以台灣為例,來證明先自由後民主的可行性。但台灣的情況非常特殊。首先,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屬於美國陣營,政治氣候深受美國影響。80年代,中國大陸在結束文革後,與美國關係逐漸升溫,台灣因此深受擠壓。而在美麗島、江南案等事件之後,台灣也受到民主陣營的譴責壓力。為了避免國際孤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間抗爭。86年民進黨強行組黨,87年台灣解嚴,均處於這樣的時代背景。
另外,作為台灣的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與台灣本土社會,存在緊張關係。而作為國民黨本土派的代表,李登輝則試圖通過政治改革,來調和這種族群衝突。這些都成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動因。
蘇聯則是另外一種情況。戈爾巴喬夫最初只是進行經濟改革,但由於受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強烈阻撓,改革停滯不前,於是戈氏將改革引向政治領域。同時,東歐的共產主義陣營,也發生民主化運動。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選擇不使用武力鎮壓。民主化風波愈演愈烈,並引發蘇共內部分裂,最終導致蘇聯政權崩潰解體。
作為共產主義超級大國,蘇聯的解體,具有重大意義。首先,這段歷史說明,自頂向下的共產政權,與自底向上民主政治,二者的兼容性極低。若引入真正的民主機制,則極可能引發共產政權的崩潰。其次,之後的各個共產政權,必然會以蘇聯解體為教訓,將政治改革,視作致命的錯誤,從而不惜一切代價,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
放任的自由化,在邏輯上指向民主化。這一點無需置疑。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變革,並非是一個自發過程,而是涉及專制政權生死的零和博弈。任何迴避這個關鍵問題的轉型理論,也就毫無現實意義。
20世紀的80年代,多個專制政權,為了擺脫自身困境,曾經進行過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的嘗試。然而,在吸取蘇聯解體的教訓之後,經過多年進化,當今的許多專制國家,已經將專制政治與有限市場,成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套成熟的統治框架。專制體制本身,已經不具有任何自由化改革的需求;而任何試圖超越這種框架的自由化行動,則必然會受到專制的無情打擊。
20世紀80年代的自由風潮,只不過是歷史的曇花一現;這種柔性的自由化進程,今後也不會再來。專制體制,已進入穩態的剛性;而也只有通過剛性,才能突破剛性,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