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談國是:八九一代今何在?-莫之許 獨立評論人
2014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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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擋地消失在歷史中。
近日,網絡新媒體《澎湃》正式高潮亮相,引來熱議,這當中,除了廣大媒體人對新媒體轉型的期待之外,其CEO邱兵的發刊詞「我心澎湃如昨」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文講述了發生在1990年的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80年代的終結,有時它又作為90年代的開始」的故事,在大陸特定的輿論環境下,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其實是在指1990-1,邱CEO本人曾經的1990-1經歷,如其結尾句「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一樣,又賦予了這個故事更多的想像空間。從傳播效果來說,這篇發刊詞達到了其目的,而其背後,折射出1990-1話題在當下中國的位置:一方面仍不被允許,所以依舊要用1989+1的方式,一方面則越來越不那麼危險了,以致於連體制內新聞工作者都可以拿出來「賣」了。
統治者對於八九話題和八九一代的警惕防範從未鬆懈。在當初,統治者之所以悍然採取武力的方式,除了極權體制的本性之外,也有其精明的算計。依托冷戰下的美蘇對抗大背景,以及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需要,即使出現悲劇,當局仍有可能繼續其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圖謀,不能不說,這一寶押中了,64後不久的6月21日,布什總統致信鄧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訪華時,最終,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在1989年7月和12月作為總統特使兩次秘密訪華,保留了當局維持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向的空間。在冷戰已經結束之後,鄧小平又通過南巡,通過更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用市場和勞動力為吸引,繼續保持了這一戰略方向。
在統治者的精明算計中,只要繼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就可能通過經濟發展維繫政權穩定,不僅能夠讓全社會沉浸到經濟發展的狂熱當中,也能夠讓八九一代連同八九悲劇一樣逐漸消失。就像台灣一樣,228這樣的慘痛記憶,也依舊被壓抑了長達兩代人之久。也因此,在什麼「殺20萬人保20年太平」的叫囂的另一面,則是通過經濟發展,用時間化解乃至遺忘八九悲劇的圖謀。
不能不說,當局的算盤在很大程度上打成了。如今,再提什麼「八九一代」,已經顯得有些好笑。2001年,余世存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的文章,痛斥包括自己在內的八九一代人的因循和苟且,「我要說,包括所有精英或社會成功人士在內的八九一代人都是醜陋的」,「轉眼十多年的放逐已過,歷史還有多少時間讓他們施展?也許,最終他們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同為八九一代的劉水先生更直白地說,如今尚堅持記住這個年頭,並公開表達的八九一代,已經是屈指可數了。對於這些依舊堅持的人士來說,曾經以為自己這一代人會是這個國家的另類,沒想到自己卻成為這一代的另類,已是不爭的事實。隨便進入哪個八九一代的同學群,都不難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擋地消失在歷史中,這或許令曾經對之寄予希望的人士以傷感,卻也有其必然的一面。1989學運因緣際會,倉促而起,為時滿打滿算,不過50來天,對於絕大多數參與者來說,以絕食發起而計算,更是不到一月,更像是青春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狂歡,與1999年參與到反美遊行的一代青年的感受並無二致。此外,即使在所謂的1980自由化黃金年代,自由、民主、憲政等相關讀物仍是鳳毛麟角,青年學生幾乎都沒有相關的知識儲備,1989學運參與者更多是因為青年的天性敏感,出於對專政體制的本能反感而振臂一呼,而並沒有清晰、穩定的價值觀;最後,八九一代參與者大多二十上下,此前認知仍局限於象牙塔內,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仍處於有待完善之中,又隨即將要面臨就業、成家、發展等等迫在眉睫的人生課題,也因此,其認知就不能不受此後的生活所影響,受所在社會所塑造。就這樣,在短暫的記憶,不穩定的價值觀,巨大的生存發展壓力,強大的外部世界的影響等共同作用下,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1989年的記憶越來越成為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不再是主軸,完全可以得到理解。
不過,世界總是因為例外而生動。今年是89學運25周年。5月3日,北京舉行了「北京六四25周年研討會」,5名人士被拘捕,如今,八九一代學生浦志強依舊繫獄;早在2月2日,由八九一代學生於世文、陳衛(女)所主辦的六四公祭在趙紫陽的故鄉河南滑縣舉行,5月底,十人被拘捕,其中就包括八九一代學生於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已取保)。這表明,即使在89話題已經不再那麼敏感的當下,任何主動、直接的行動,任何明白無誤的表達,毫不掩飾的立場,而非邱兵先生這樣的消費,依舊是高度危險的。同時也顯示,儘管絕大多數同齡人選擇了在沉默中的生活,也依舊有人不願意忘卻,不願意沉默,而願意堅守,願意付出,這還包括已經在獄的劉賢斌、陳衛等人,包括積極行動的唐吉田、劉衛國律師等等。
就這樣,在時間的沖刷之下,當局曾經的算計獲得了讓其滿意的效果,如今,八九一代的孩子也已經走上了社會,隨著八九一代年華老去,八九話題在這個時代的存在也越來越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儘管因為互聯網的傳播,有更多的年輕人知道了曾經有過這麼一場悲劇,但是,隨著八九一代的沉默或消失,普通意義上的八九話題已經越來越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今年,也有積極人士發動「重返天安門」的活動,但收效甚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邱兵先生才可以藉1989+1這個年頭進行推廣,既討巧地具有推廣效果,還不至於立刻觸怒當局。
在另一方面,儘管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當局也明白,八九悲劇依舊是對這個體制的一份判決書,市場新極權體制儘管通過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支撐,但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製造體制與社會的裂痕,仍在刺激體制與民間不斷升高的對抗,在這個情形下,八九話題或許不具有針對八九一代之類特定群體的即時動員能力,卻依舊可以作為一種象徵符號匯入到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中,也因此,當局依舊會繼續壓制一切試圖直面八九悲劇的努力,並將少數堅貞者的抗爭交給維穩體制和專政手段對付。53北京研討會和22河南公祭諸君的遭遇,顯示出當局依舊要將關於八九話題的核心內容排除出這個社會的決心。
八九一代的年華老去不可避免,八九話題也因此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能力,以至於都可以被挪用包裝來從事推廣,但是,八九話題並沒有消失,在當局的持續打壓下,經由劉賢斌、陳衛、於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浦志強……等人的堅持努力,處於地下狀態的八九話題勢必越來越由悲情訴求轉變為一種抗爭的符號,轉化成為一種更直接、鮮明的象徵,一種對於極權體制徹底拒絕的標誌,並匯入有關制度變革的思考和行動之中,或許,這就是昇華之後的八九話題對於未來的意義,它永不退場,必將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