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問正義：我也可以讚揚共產黨-杜導斌 民間政治學者

《周永康的失敗讓正義有了翻身的機會》一文在「on.cc東網」發表後，收到些批評性反饋。這些意見主要有兩點：

一是不贊同我把周永康倒台與正義關聯起來，認為周永康案是共產黨的內耗，與正義無關。這種意見不無道理。共產黨歷史上的內鬥多了去，僅中共黨史公開承認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林彪，四人幫，等等，這些內鬥多是比惡競賽，被鬥敗者並非他們言行不正義，勝出者也非因其主張正義，勝者敗者全是馬列洋教的信徒，為了外國人畫在紙上的畫餅，為了爬上黨內軍內更高的地位，隨時可以不擇手段對付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或直接或間接，手上都沾滿無數中國人民的鮮血，往往是更陰險更霸道更兇殘的一方獲勝。

不過，由共產黨歷史上內鬥的不義推斷周永康案與正義完全無關，卻未必成立。姑且不論習近平幹掉周永康是出於內部權爭還是為了伸張正義，僅以周永康此人而論，他的最終失敗也是讓人感覺非常爽的事。不論他因何而垮，不論誰把他搞掉的，也不論是為正義還是為了爭權奪利，像周永康這種長期為非作歹作惡多端的惡棍，如果還能安享晚年，本身就是不義，只有當他惡貫滿盈，在生前就為自己的罪惡受到懲罰，這樣的結局才多少是合乎正義的。

並且，周永康的倒台不能理解為僅僅他個人的倒台，也不宜理解為單純的因為他陰謀聯合薄熙來要搞掉習近平才該敗，否則依然會躺在退休常委的別墅享用央視美女主持人快活到死，周永康最終的恥辱結局，揭示了把國權交給政法委這種不明不白的機構是極其危險的，不能再讓政法委綜合領導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和武警，起碼讓中共當局明白，橫行霸道的政法委權力需要制約。可以斷言，周永康之後，中共和中國很難再出現第二個強勢的政法委書記。我們不能說周永康之後中共壟斷一切的權力就不存在了，從目前看，從政法委分離出來的權力不可能歸還給人民，而只能是從共產黨的左手轉移到右手，也不敢說人權從此就不再遭到迫害了，浦志強、郭飛熊、賈靈敏等人估計仍然會遭到有罪判罰，但我們可以說，至少，周永康案會讓完全不受約束的強權受到些約束。周永康時代的政法委曾經可以任意宰割民權，今後可能不會再有人敢像周永康那樣肆無忌憚地任意宰割了。

二是認為《周永康的失敗讓正義有了翻身的機會》有讚揚習近平之嫌。《周永康的失敗讓正義有了翻身的機會》一文容易引起站隊性質爭議的總共就兩句話，開頭一句：「『習王』反腐進入高潮，尤其是周永康一案，是公審『四人幫』三十餘年後再次『刑上常委』，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大。」結尾一句：「一個不義的偶像倒下了，並不一定從此就告別不義，很可能另一個更加不義的偶像又在原地重生。一個不義的時代過去了，接下來的並不一定就是正義的到來。不過，起碼，借助於不義的倒下，正義好歹有個翻身的機會。」

我個人的想法，開頭一句屬於恰如其分的事實陳述，並沒有讚揚習近平，也沒有從價值層面延伸習王反腐目的不是維持一黨特權而是伸張正義的論斷。末尾一句，同樣沒有習王反腐目的或效果是給我們帶來正義的論斷，也沒有說周永康垮台了，正義就必定會來。無論從語義，還是從邏輯的層面分析，這兩句話都站得住腳。

這裏之所以有讀者產生本文在為習近平背書的意思，應該是從暗示的層面解讀的。所謂文無達詁，既然有讀者感受到該文有這層暗示的意義，我本人即使申明事屬「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也無濟於事。在這裏值得作為話題挑出來討論的，與其說是該文有沒有讚揚習近平的意思，不如說是我們能不能讚揚共產黨？

記得大約十年前某官員曾問過我一個問題：你為什麼一味批評共產黨，就不能說共產黨的好話嗎？我當時回答的大意是：中宣部以下各級宣傳部，人民日報，CCTV，全國各大大小小數以萬計的報紙雜誌電視台，每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歌頌共產黨，還嫌不夠嗎？表揚，多我一個無所謂。你們就這麼喜歡表揚，怎麼就容不下幾個說真話的人呢？

如果換了今天，可能不會這麼回答。我會說：共產黨既可以批評，也可以表揚。表揚也好，批評也好，必須恰如其分，出於真心誠意。共產黨果然做了我認為好的事，我就表揚它，如果盡做些撈權撈錢欺男霸女傷天害理的事，沉默都是姑息養奸，表揚豈不更是助紂為虐？

這樣說，應該不會有誰反對。但是，一旦真在某事上讚揚一句共產黨，可能仍然不合某些追求民主的朋友的味口，只怕又會被譏為「牢白坐了」。在這些人眼中，我，杜導斌，一個遭受過共產黨三次監禁，外加七年軟禁的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名聲在外的異見人士，是只能一條道走到黑的，表揚共產黨無異於「變節」。感謝這些人士引我為同道，沒有「把我看外」。過去十年中，我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在共產黨執政的憲法、法律、制度、執法、司法各個領域激烈批判過共產黨，在公開的微博上，在監獄等無數場合當著多位共產黨官員和警察的面一再聲稱「不忠於共產黨」、「不擁護共產黨領導」，這樣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套用共產黨過去的標準，無論怎麼衡量，都應該稱得上「屢教不改」的民主「死硬分子」。怎麼可以倒過頭來讚揚共產黨呢？

這裏關鍵之處在於，我的觀念發生了某種改變，準確點說，我認為自己進步了，由只能批共產黨，進步到也可以表揚共產黨了。

相對於過去反抗專制獨裁的「自由戰士」、「民主鬥士」之類的身份定位而言，我現在認為自己更接近於一個志願者，一個自由中國的志願者。過去受將魯迅的文字比喻為「刺向黑暗的匕首投槍」的影響，將文字理解為武器，將文場假想為戰場，這種擬人化的語言如今看來有點搞笑。以網絡為媒介的互動平台，儘管仍然未脫官方「喉舌」的桎梏，但將其視為公共輿論媒介，應該更為合適。

我認為，當前官民之間的博弈可稱為囚徒困境博弈。如果官民不合作，雙方的結果將總是比互相信任並合作的情況壞得多。官民都知道可以從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由於官方一再以謊言維持統治，導致官民無法溝通從而相信對方，所以官方解決不了民眾不合作的行為。民間單方面服軟，只會處於強權更加肆無忌憚的敲詐迫害之中。這種嚴重分裂的情況如果繼續演進，衝突不斷激化，極可能重演曾在利比亞上演過的悲劇：內戰成為最後的解決辦法。

要避免內戰，除了中共迅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主動還權於民，還有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就是加強官民溝通。只有真誠溝通才能填平精神分裂的鴻溝，恢復互信。

互聯網為溝通和互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事實上，不論共產黨怎麼加強管制，以網絡為媒介的溝通都不同於權力控制下的你說我聽。網絡更能引發人們自發的自我表露，能提供大體均等的機會，難以受到地位的影響，都能讓人說話更為坦誠。網絡上起作用的是表露互惠效應：一個人的自我表露很容易引起對方的自我表露。

互聯網為我們提供的這個公共輿論平台，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公共辯場」，不同於也不是戰場。雖然上面不斷上演各種罵戰，雖然也有所謂的「五毛黨」與「美分黨」的選邊站隊，但誰都無法做到「只問藍綠，不問真理」。公共辯論的目的不是駁倒或罵怕對方，而只能是尋找「重疊共識」。公共辯論真正目的其實就是立法，是確定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目標，每個人的行為規則。

「公共辯場」上正確的方法是互動，基於關愛的相互討論。即使將對手假定為主要是國內被洗腦的親共和不反共人士，面對的也屬於不確定的公眾。參加公眾辯論，尋找相同的是非，給予肯定，將會增加辯論說服的效果。作為追求自由的人士，公共辯論的對像不是「假想敵」，而是辯論對手。對辯論對手，我們不應該鄙視、敵視、仇視，而應該尊重，不僅尊重其與我們平等的言論自由權利，而且尊重其人格尊嚴。這點我們許多人應當從頭開始學習公共辯論這一課，爭取早日從污言穢語不斷的「罵戰戰士」，進步為風度優雅言談高尚的「公共辯士」。

必須指出，網絡上有組織的「五毛黨」不顧事實對錯一味為當局說話、罵人、恐嚇，目的是不斷擴張黨組織這一團體的統治權力，性質上是典型的反社會行為，只會使黨員這一群體與非黨員群體的意見分歧和利益衝突更加深刻。這時，黨員中偶爾出現的利他（非黨員和包括黨員非黨員在內的公共利益）的良好行為，不論出自共產黨中央，還是普通黨員，對此給予恰如其分的正反饋，將有利於鼓勵這類行為更多發生。

作為持不是政見者，當前的工作，不僅僅是「推牆」，也要考慮牆倒後民主會不會到來，到來了能否站得住腳，會不會重演辛亥革命後的一幕——到手的民主再次被專制的強大慣性反轉。所以我們不僅僅要建設民主政治，而且面臨建設良好社會的重任。兩個層面的責任互為彼此，很難說必須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後一個層面的工作，即建設良好社會的工作，不一定與民主同步，可先可後，能先行一步，完全可以優先著手。

我們不僅要終止專制，不僅需要建立民主，而且在更深層面上，需要解決中國社會的衝突，增進社會的合作，提高「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支持性的聯繫，信息交流，信任與合作行為——這些才能保證中國社會即使共產黨垮台，社會仍能團結，從而避免深刻激烈的內亂動盪。這也是民主後社會能維持正常秩序，能自發產生增長潛力的資本或基礎。

民主除了多黨競爭、直接選舉和代議政治，還有個解釋，這就是「基於討論的治理」，當我們公開討論國家政治得失，就是在實施著民主。只要有了公共辯論，我們就可以說，中國已經有一隻腳探進民主大門裏了，雖然身子還被阻攔在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