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国之光：媒体之后是学术界-非韩 专栏作家

最近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三项纪律”建设专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在网络上流传。这篇讲话信息量很大，有心人可以找来看看，其核心是要求社科院工作人员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

过去中国学术界一直用“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句话为自己打擦边球的文章和学术成果撑腰。学术研究的成果不直接面对公众，受众大多集中在相互比较熟悉的学术界内部，影响不容易扩散，这句话曾经为学术研究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间。从现实来看，学术研究确实比媒体空间更大，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之前，很多犯忌的说法常常是先在社科学术界内部流传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媒体推广到社会。这样一来，学术界的研究空间又为媒体拓展了空间。当然这种空间距离普世标准的学术自由不是一个性质，我个人认为“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都不应该用于描述中国的状况，在中国使用这些概念再加上多或少、有或无的定语，常常意味着对这些概念的矮化和庸俗化，抹杀其真正内涵。

《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媒体人本就不多的空间上又加上了几层枷锁，要签署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还不得给境外媒体、网站写稿；以职务身份开设博客、微博、微信须由所在新闻单位批准备案并进行日常监管。社科院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有重大的示范意义，而今社科院院长的讲话又敲响了社科学术界的警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并没有脱离体制之外办媒体和学术的空间，学术界和媒体都是党办党有，一旦领导明确收拢空间，拒不执行的人就面临整肃和清理。体制外没有平台，体制内的身份本就是一重紧箍咒，社科院院长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强调机构的体制属性和机构内人员的体制内身份属性，显然是在向学者点明其对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信号是在说“既入其门，必遵其道”，所谓“学术无禁区”是不允许的。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体制内和体制外本就形成了两种互不交集的话语氛围，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学术界，基本平台还是在体制内。而新领导集体在加强媒体人和学术界管控的同时，还以媒体改革的名义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其布局既着力于稳固体制内的基本盘，又发力去拓展体制外空间。而体制内体制外两种话语氛围之中，其实当中拥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往往拥有体制内的身份，体制内的自由派公知的影响常常压倒民间自发的声音，这些人主要来源就是媒体和学术界。他们言论的特点往往是既指责体制的错误，比如腐败和专制，又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体制。这样的言论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然而体制表明的态度是无法继续容忍这样的言论。这一做法对体制自身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