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谈国是：去政治化与伪公共化-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8月27日，因不满王自如对自己手机的测评，罗永浩与之约战辩论。脱口秀变成了对口相声，直播引来无数人观看，连带着社交网络平台也出现了刷屏。对此，留学的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李宇晖多有不解：“怎么一个关于手机的辩论这么多人讨论、站队？甜糭党咸糭党真是无处不在啊。”，不在大陆生活的人，确实很难理解，何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能成为热点。

罗王辩论，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八卦事件，事前事后，都有一大批的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严肃讨论，这场对口相声俨然具有了公共事件之架势。平心而论，一款手机之优劣，能有多大公共性呢？此次辩论主题其实也相当琐碎，场面也不好看，之所以还能如此吸引眼球，进而引来种种热烈讨论，固然有八卦的成分，以及想做好手机的英语教师罗永浩长期积累的声名和争议，恐怕也与当下公共空间的现状有关。

市场化改革后，从娱乐到体育，从消费到八卦，越来越成为民众生活的主要关注，对比计划时代贫瘠而又充满意识形态单一性的文化生活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如今，无论是影视报刊，还是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几乎都是此种内容，并不让人意外。此外，市场化改革后，借助新兴的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平台，一些公共话题有了可供民众参与讨论的有限空间，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壮大的新兴社会阶层，从自身利益和观念出发，不仅越来越关注一些公共话题，也越来越具有参与的冲动，汶川大地震时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就显示出参与冲动的普遍和深入。

微博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公共话题的传播，也进一步刺激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冲动。首先是网络行为，如对热点话题的转发、讨论，或是点蜡烛哀悼之类，都蔚然成风。很快的，参与冲动从线上扩大到了线下，如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独立参选运动，等等。不幸的是，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冲动，遇上的是日益刚性的维稳体制，无论是网络上的公共讨论，还是实体行为，都遭遇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有效的话语和行为受到了压抑，与之相应的，则是一种不得参与的焦虑的累积和蔓延。

为了释放或者缓解这种焦虑的累积，出现了几种现象：一是试图在现行体制下的局限下，寻找参与的可能，去政治化为其主要主张，温和、理性，建设性，则是其自我标榜，试图以此换取体制的容忍，获得参与空间，则是这一努力的主要目标，不过，在维权等领域中，这一思路近乎彻底破产，网格化维稳之下，几近寸草不生。最近的例子是北京独立电影展，也被迫“立限停”，这在艺术家群体里，也引发了关于是否要去政治化的争论。

另一进路，则要相对隐晦和迂回一些，在体制的逼迫和焦虑的作用下，一些本来并不具备公共性的议题和行为，被包装成了公共议题，给人一种假装在参与的错觉，并以此缓解焦虑。此次罗王对口相声的吸引力以及随后的热烈讨论，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当然，要想通过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而缓解焦虑，就需要将这样的讨论加以包装，如有不少人就将此次辩论类比为总统竞选辩论：“你们意识到了吗？这是中国人经历过的最接近总统电视辩论的一次直播”，这一评论经过新浪微博上的大V@假装在纽约转播后，流传甚广。而其所曲折反映的，正是上述心态。

市场新极权体制一方面提供了相比传统极权丰富得多的消费和文化空间，一方面又顽固地冻结政治空间，压制社会参与，这既催生了一种以去政治化为标榜的渐进思潮，也催生了一种假装在参与的伪公共狂热，市场化所带来的消费自主，通过一种粗劣的联想，被用作了民主化的引申，此次罗王争锋事件并非首创，2006年超级女生红极一时，也有不少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将之看成是草根民主的雏形，对此，宋志标评论说：“当年，超女票决被引为草根民主的先声，至今玉米都老了，民主还没降临——然后，俩辩手又被推为科技民主的弄潮儿，然后，等着掉馅饼吧。”

民主的到来，必然也只能是经由真实而艰苦的政治过程，将消费自主与民主化相联系，不仅只是一种粗劣的联想，其实也是对民主进程的某种矮化。由于市场新极权体制在当下的强势，真实的民主化过程一时不得破壳而出，而新兴社会阶层不得参与的焦虑又在不断累积，从短信投票中看到草根民主和从对口相声中看到科技民主，其实都是不得参与的焦虑的迂回释放。而与之相类似而更加精致的，则是知识分子们提供的各种去政治化的渐进方案，如什么法治先于民主论、什么中产推动转型论，什么社会底盘发育论，等等，但是，无论是将公共话题进行“去政治化”的处理，还是将非公共话题伪装成政治议题进行鼓吹，本质上都因为其回避了政治和民主的真实内容，而沦为了一种心理焦虑的安慰剂，并不会有真正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