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评论：中国病──铁流综合症的成因与救治-赵楚 战略学者

新浪微博上一则消息不太起眼：一位笔名叫铁流的作家在北京被刑事拘留，被拘的理由据外媒报道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攻击中国执政党中央现任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虽然这位支持习李改革的不知名作家此前丝毫不知名，但他的被拘还是激发了不少人的同情，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

这件事与此前被抓捕的那些良心犯不同，因为他带来了两个中国政局热心观察者不太好理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什么必要抓捕一个如此高龄而影响极为有限的老人？这对当局的道义形象明显是减分动作。第二个问题是：根据前次对各种公民抗议和抗命运动的压制案例来说，当局显然并不会因为疏忽而拘捕此老人，必定有不得不如此的综合考量，在这种考量下，就像当初对刘晓波的判决，以及去年以来对各地不同类型的良心犯的抓捕，这是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害之后而决定的动作。换言之，即使为此支付国内外观瞻的代价，那也是不得不已，在所不计的。那么，这种不得不然的理由到底何在？

要解答这两个假设的问题，必须先简述当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及其历史由来。就原理和制度设计本身来说，中国的制度无疑是一种很彻底的权力垄断制度，也就是集权主义的制度，但历史提示人们，无论在中外的皇帝和国王制度下，还是在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铁幕制度下，领导人实际的权力指标却并不可能根据制度的纸上条文而自动获得。权力，尤其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几乎总是权力者个人建构与重建的产物。在中国执政党的权力演变问题上这一点也非常显然。

延安所确定的五大领袖制度是一种有召集人和领头羊的最高权力集体分享和合作体制。在其中，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个人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加强内部动员和凝聚力的象征物，而不代表领袖本人真实的权力范围。在此种集体分享和合作体制的最高权力格局中，最高领袖如欲建立斯大林式的个人绝对权威，则必须对分享最高权力的同僚进行残酷的斗争，这在斯大林的肃反史和毛的文革史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论证，而赫鲁晓夫则可以看作这一重建绝对领袖个人权威的失败者。

1978年后中共的政治以拨乱反正着称，这一术语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重建了被文革中毛追求绝对个人权力所破坏的最高权力分享合作制。邓作为自封的第二代核心人物，这一自我认知也为其他领袖和全党所认可，而其对价则为在获得最高召集者和决策责任者的地位同时，等承认了其他派系的领导人为平等的最高权力分享者和合作者，这就是陈云、薄一波、邓颖超、习仲勋等“八老”格局的由来。同为不同位序的最高领袖们分别代表着庞大的权力垄断者阶层，包括各大政治家族与利益团体，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分享、合作和博弈也决定其后新一届领袖的生产。质言之，每一任更新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都必须反映这种集体分享权力制度背后包含的复杂派系利益和力量结构。这使得垄断权力结构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不同群体可以保持动态的大致均衡，从而可以进一步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以此保持垄断权力体制对现实的适应力。

然而，这种出乎大多数着名中国问题观察家意料地成功的权力格局也有其内在的弊端。由于新一届最高领袖集体总要反映不断变换和增大的党内利益格局，是各派系复杂运作和博弈的结果，因此，包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新领袖生产逻辑地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由于产生新领导人的利益博弈结构日益膨胀和复杂化，因此，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权威总是天然地处于愈加弱势的地位。同时，在新一届领导集体产生后，过去的领袖为了维护和确保自身路线、派系利益及政策理念的连续性，除了在新领导集体中努力加强自己的派系之外，经常还会公开或秘密地介入现实决策运作。这又加剧了新一届领袖集体权威的削弱。这一机理实为胡温十年无所作为，并使大好局势丧失殆尽，以至造成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的制度原因。至习李本届，这一问题依然如此，因为习李等新一届领袖集体也是同样机制的产物。这与胡温和习李的个人能力、政策理念与偏好没有特别关系，只是反映了权力格局的现实及其逻辑结果而已。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要对铁流这样的批评者采取断然措施。因为，在脆弱均衡的最高权力格局下，对一位常委的直接攻击，即使表面上支持最高领导者，实际上也是给最高权力者制造了最大的麻烦：他必须果断表明，这种攻击是他所不允许的，更不是他的意思，即他最起码没有挑战现有最高权力集体安排的意思，这是他获得其他最高权力体制中人支持和合作的基本条件。而对于被攻击者来说，如果这种打着支持最高领导人旗号的攻击不被及时弹压，则确实会在权力阶级内部带来很暧昧和负面的影响。要知道，在权力垄断的社会中，任何对最高权力殿堂中人的猜忌、不利谣言，甚至生活隐私故事的传播，都可能构成毁灭其权力地位的第一道大坝裂缝。理论上几乎无所不能的垄断权力制度中，最高领导者却处于如此脆弱的地位，这种情形我们不妨称之为“铁流综合症”，是一种真正的中国病。

胡温和习李都主张改革，但依据上述权力格局的解释，则这种改革，即使他们具有真心实意，其实也是难以有实质成效的，因为他们作为权力的实践者的地位本是他们要改革的触及对象所赋予，他们身处脆弱的动态均衡的权力体制之中，不要说做出根本的改革，即使行使作为合法领袖正常的权力的机会都极少。毛本人就曾在尼克松来访时感慨为政仅及于都门，而况今日的新领袖集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所以，为树立最起码的权威，他们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动员。而政治史已经再三昭示，建构新权威的社会动员只能是两种模式：或向内，或向外，即在权力阶层内进行动员和整合，或向权力体制之外去进行更广泛与激烈的社会动员。从当代中共权力演变的历史看，这两种不同性质与烈度的社会动员都是经常被采用的模式。

执政党新领袖履新时经常采用的杀鸡儆猴式的肃贪，与普遍采用的思想整党可视作向权力基层内部动员的典型。延安开始的整党运动是标准的内向型的动员运作，通过这一漫长的理论灌输和组织整肃，全党及党领导下的整个力量体系，乃至社会都被纳入了新领袖集体的权力意志之下，而文革则可以视作标准的通过进行新的社会动员，重建绝对权威的领袖个人专政体制的努力。邓一代领导集体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视作新的社会外向型动员的例子，借这种触及社会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新社会动员，邓一代领导者乃奠定党内不可动摇的优势政治地位，可算挟社会以制诸侯。同理，江泽民执政之初对陈希同的处理，以及胡锦涛对陈良宇的处理，以及本次的大规模肃贪和反贪，都是内向型动员的标本。配合这些组织化的动员行动，前者有“三讲”和“保持先进性”的思想统一运动，本次则是从正党风到八项规定等更深入广泛的党德与党风整肃运动。

在这一简略的政党权力演变史的叙述中，人们会发现，每一届新领导人产生后的政治动员力度有叠加的趋势，这在目前不知道尽头的反贪运动与蔓延的领袖崇拜氛围中可以得到最新的例证。这反映了垄断权力体制下新领导集体权威递减的现实。换言之，因为权力与权威的逻辑递减，因此动员力度的加大则是必须的。问题是，由于权力垄断的基本体制已经为派系化和家族化的垄断利益一体化，因此，而在普遍的社会权利意识已经彻底拒绝权力垄断的新历史条件下，向内部的政治动员始终不可能摆脱权力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反而可能带来整个权力体系意外的对决。这就是最近所说的“提防大老虎的反扑”。而最高领导集体作为现权力体制的产物，在内外根本危机的阴影下，投鼠忌器，因此代价巨大的内部整肃最多起到局部调整内部权力与利益格局的作用，并不能根本树立真正推行自我理念必须的权力和权威，即并不能救治先天性的“铁流综合症”的弊端。

推而言之，人们可以看到，因权威不足因而无法推行政策，而重建权威的努力反而导致权威递减，这种仿佛自我吞噬的两头蛇似的“铁流综合症”虽在当代中国特别突出，因而被称作中国病，但其实是转型社会和国家普遍的现象。因为克里斯玛型领导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都是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和平日久，官僚制度运行，新领导者的权威稀释问题是普遍的，而转型社会中，无论权力垄断者意欲树立自我权威，还是要推行社会变革，都需要类似历史上伟大缔造者和立法者等克里斯玛型领袖的权威。这种实在的权威并不是虚幻的意识形态叙事可以赋予，也不是现有法理学或规制所能强加，而是全社会性的新社会动员的产物。

在宪政民主的社会里，新领袖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人民授权而居于无可置疑的地位。宪政法治和定期的选举，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意识都是新权威及其政策的基本支持，因此，并不存在需要为新权威而奋斗的必要性。但在权力垄断的社会里，因为真正的掣肘正是来自权力制度本身，而为了压倒这种来自内部且递增的掣肘压力，通过新的制度倡议和创建，从而在全社会进行新的政治动员，进而达成基础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就是政治家唯一可行的选项。为了印证这一基本的原理，人们可以回顾从戈尔巴乔夫实行总统制，到李登辉强推总统直选的历史，而文革和改革也可以看作两个含义不同，但政治学技术含量相同的历史例证。

上一届领导者上台时，最高领导人是以纪念宪法的声音引起社会关注的，而其两任终结时，最高领导集体中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频繁宣示，但人们看到，实际上十年之间，各种天怒人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萧规曹随，并无根本变化，而面对内外汹涌的新形势，维持和不变则意味着不进则退，所以，十年之后，政治和财政的好牌变成负分，社会群情汹涌，内外危机加重到无以复加，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结构更加坚固和盘根错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危机局面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登台了。更大的危机，更小的权威，这种格局决定了新的最高领导集体力度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整肃措施。然而，一个铁流被拘事件暴露了力度如此空前的党内和社会整肃力度，仍不足以提供真正的领袖权威！因为，只要在现行的权力机理和制度内部行动，则无论如何力度，人终究不能提拔自己的头发升空，新的权力必定意味着新的社会基础和结构变化。

中共素以现当代中国史上的最坚决革命政党自居，今天历史终于对其最高领导者和政团核心成员提出了最新的挑战：是向上提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顺应历史和人民的呼声，以开启新的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之路重塑其政治正当性，通过革自己之命再造再生，告别权力垄断者的历史，还是在患得患失中继续沉沦，在历史的麻木不仁中重蹈苏共及其他当代权力垄断者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届执政党最高领导集体会不会采取国内外万众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领导当代中国启动摆脱一党垄断权力制度的进程，这不仅关系到更是关系到执政党自身历史沉浮的致命政治考验，也直接地关系到中国新最高领导者自身实质权力与权威的构建。对此，关心当代中国命运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