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壤當歌：公知解決不了問題公知本身就是問題-項小凱 獨立學者

國內網絡上，最近出現一篇90後新秀的文章《知識人在政治反對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韓乾，對中國的知識群體，提出鮮見的犀利見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餘字，但卻涵蓋革命與改良、行動與言說、獨立與中立、學理與心理等等許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關鍵概念。全文通達流暢，說理層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於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讚嘆後生可畏之餘，也憑空對未來多了一分樂觀期許。

韓乾的文章提綱挈領，以政治反對為中樞立論，僅此一條就足以說明，作者對政治的認知水平，已超越國內的大部分公知。

所謂政治反對，即政治層面的反對意見或反對行動。按照從知到行、從弱到強的尺度，政治反對的具體實例，可以包括政治觀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議題上的抗議行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組黨對抗。

政治反對的屬性與強弱對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現實的生態，因此也是衡量體制形態的關鍵指標。如果現任政黨與在野的反對黨，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競爭，輪流執政，那麼這就是常見的成熟民主。而如果當權黨派佔有明顯優勢，以專制性手段打壓政敵，但反對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護，並可參與選舉競爭，那麼這就屬於競爭性威權。而如果政治反對，於行動層面被徹底消滅，於觀念傳播層面瀕臨滅絕，那麼就屬於極權或準極權體制。

以衝突博弈的角度來看，民主轉型的核心問題，就是關於在專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對，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然而，恰恰是這一核心問題，多年以來，被中國的公知群體有意淡化迴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於國內在政治領域的公共話語，長期處於支離破碎、混亂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知識人在政治觀念上的整體水平，極為低下。

以改良與革命的爭論為例，韓乾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政治反對的出發原點，懇請專制自行退讓的「溫和」改良，與強行取消專制的「激烈」革命，本身只不過是政治實踐中的策略選擇，而並非政治反對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在邏輯上，如果「改良方案站不住腳，革命就必須成為一個選項」，反之亦然。但是反觀中國的公知，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抱改良，反對革命。儘管某些公知，也許聲稱並不完全反對革命，但韓乾指出，這種單方面主張「倒逼」的改良理論，實際上等於為政治反對的規格設定上限，效果上仍然等同於否定革命選項。在韓乾看來，「僅從實踐考慮，改良邏輯給行動者所設置的上限毫無道理」。

韓乾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處問題的關鍵，在於公知的角色錯位。公知只是理論言說者，而不是行動實踐者。而政治轉型，歸根結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這一點上，韓乾認為：

「如果知識人不選擇轉換身份、參與抗爭實踐，那麼他們就必須認識到，相對於行動者，自己僅僅是局外人：只有行動者才能決定抗爭實踐的具體策略。儘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議，但他們不應干涉局內人的行動，更不能認為自己有資格規制、導引局內人。」

然而很遺憾，絕大部分公知，受於身份的限制，決定了他們只可能是抗爭的局外人。韓乾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也看出了問題的所在：「知識人是最脆弱的：他們一方面在生存上嚴重依賴於體制，另一方面卻被要求有最高的獨立性。這兩點的衝突撕裂了他們」。更進一步，韓乾區分了獨立與中立的不同：

「這種獨立性與中立的立場經常被人們混為一談。實際上，在當下的政治態勢中，獨立性必定反對中立：如果獨立性果真是知識人的美德，那麼它就恰恰意味著不中立，亦即選擇站在行動者一方。'中立'並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極為政治的：它恰恰是現代政治（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極權主義）不得不承諾與標榜的東西；既然體制承諾了中立，那麼保持中立就是服從體制。」

極權體制下，獨立必然意味著反對，而中立無非是順從與默認的代名詞。韓乾以如此年輕的頭腦，便能深刻地體察到兩者的根本區別，並且用簡潔有力的話語表達出來，不得不令人大為讚賞。如果僅僅止步於此，韓乾的這篇文章，就已經可算作一篇上乘佳作。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頭腦年輕，而免受於國內知識界的「爛污缸」之染，韓乾敏銳地發現了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問題：

「自我定位的問題對知識人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如上文分析所示，這種挑戰並非是學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既然八九之後（乃至文革之後）的知識人境況不是學理所能解釋的，那麼今日的知識人的身份混亂就必定有其歷史根源，並且，該根源將隨著未來的體制變化催生更多非學理性的負面後果」。

正如韓乾所指出，公知在轉型問題上無條件地排斥革命，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邏輯錯誤。而在現實中改良願景一再破滅，公知們非但不從中承認理論的錯誤，反而拿著放大鏡，極力尋找蛛絲馬跡以自圓其說，甚至還有部分人士，淪落到編造宮廷陰謀論的低劣水平，完全喪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話題上，自詡理性客觀的公知群體，恰恰既沒有理性，也極為主觀。

尤其在近來烏克蘭廣場革命、台灣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佔中等問題上，國內公知們的拙劣言論表演，不但顯露出這個群體令人吃驚的知識結構缺陷，而且也更為清晰地說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觀念抗爭層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體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擊，脆弱無比。

然而，如果僅僅從知識結構與利益驅使的角度，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的公知群體，何以如此大規模的淪落不堪。畢竟，在當今獲取信息，並不像過去那樣困難。退一步講，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夠達到如此完美的籠絡效果，那麼類似於韓乾這樣的80後90後的新秀知識人，又如何能在這種體制下，脫穎而出。

實際上，當下公知群體的墮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墮落，這個群體所折射出的，是對八九殘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內心深處的恐懼情緒所徹底支配。在這種殘缺的群體意識之下，公知們再也無法找到一個足以支撐抗爭意志的精神支點，以至於在公共話語領域，屢屢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渾然不覺。

當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這更是一個關乎群體心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有關學理與利益的問題。在韓乾看來，這樣的一個群體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爭的局外人，而且極可能會被前進的歷史所遺忘。不過，既然公知們不能實質地解決問題，那麼隨著時代的繼續推進，公知問題，也許就這樣順其而然地退出歷史，從而自行消解，如此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