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木三分：中共高層權爭的證據-喬木 北京傳媒學者

最近大陸「非組織政治活動」的說法非常流行，它來源於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的一篇文章。周院長3月17日在《中國紀檢監察報》發文，稱要認識「周永康、薄熙來等人搞非組織政治活動的嚴重危害」。以最高法院院長的身份，發文在官方公開的媒體上，這句話非常清楚地成為中高共層權力鬥爭的證據。

周永康、薄熙來作為職業政治家，本質工作當然是搞政治活動。二人被囚禁，周尚未宣判，薄被判處的「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三項罪中，也沒有搞政治活動的指控。如果要有，那也應該加上「非法政治活動」，而不是現在的「非組織政治活動」。這種說法無非是權力鬥爭勝利者的說辭。最終勝利者，就是有組織的；失敗者，就是非組織的。

這種說法倒是首次明確公開了中共權力鬥爭的內幕。在中共隨便一個官就貪污受賄百萬千萬元，薄這麼高的地位，以認定的幾百萬元判處無期徒刑，多少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嫌疑。至於所謂的「濫用職權」，作為一個地方上的最高領導，中共的制度安排上，市委書記本來就有為所欲為、難以制約的權力，何需「濫用」？

因此中共在查處薄熙來時，寧可用「長期與多名女性發生與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說辭，進行道德上的審判，也不會在會議通報和法庭審判時，暴露權力鬥爭的政治性質。因為一旦這是個政治案，以薄的身世、地位、影響，無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中共都難以交待。

同樣也不難理解當年的北京陳希同、上海陳良宇案。二人和薄熙來一樣，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位置重要的直轄市書記。陳希同的罪名是收受禮品、違規審批，對一個地方上的最高領導來說，這其實都在職務和權力範圍的模糊空間。即使手下的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陳也只需負空泛的領導責任。最終重判入獄，其實質還是坊間傳說的江的上海幫，對北京幫的清算。

幾年以後的陳良宇案，又變成胡的團派對上海幫的清算。對陳良宇這樣權高位重的領導來說，所指控的受賄、濫用職權兩項罪名，以及傳說的挪用社保基金造成重大虧空、用人失察等問題，也不過是空泛的領導責任。最終重判18年且本人不上訴，背後還是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法律化，某種意義上也是進步。毛的時代，不經任何法律，一次會議、最高領導一個指示、甚至一個暗示，就可將其他領導批鬥、凌辱、甚至肉體消滅。其他人不說，先後兩任二號人物劉少奇、林彪都死於非命。那時候的政治鬥爭就是赤裸裸的所謂路線鬥爭，只因政治觀點不同，現實或想像的權力之爭，就要鬥個你死我活。

鄧的時代，多少吸取點教訓，或害怕身後被清算，開始嘗試政治鬥爭法律化。小心翼翼地把毛和所謂「四人幫」切割後，對後者進行審判。但所用的「反革命集團罪」仍是政治性質，只不過走了法律形式。後來則又回到政治鬥爭的老路，通過掌握兵權的元老的授意、或小圈子的秘密會議，先後廢黜依程序選舉產生的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對後者更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不明不白地幽禁至死。

江的時代開始到今，政治問題法律化，先後審判了幾位高官，也不搞肉體消滅，算是進步。其實如果能夠容許公開的競爭，權力民選，何必害怕「非組織政治活動」。如果有媒體監督、議會制約、獨立的司法，既能擺脫官員全面腐敗的困境，又不用擔心法律被政治橫加干擾。

如此一來，薄、周這樣的人照實以犯罪查處，不用擔心本人怨恨，支持者不滿，台上的不安，台下的議論。不像現在，雖然走了法律程序，「非組織政治活動」的說法，還是佐證了權力鬥爭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