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言說：知識分子的敵意在凝聚-木然 遼寧師範大學教授

陶斯亮在2015年《炎黃春秋》雜誌第6期以《我做知識分子工作的往事》講了她做統戰工作面對的人和事，特別講了她與方勵之、金觀濤夫婦的交集。通過她與方勵之、金觀濤夫婦的交集可以看到，她對知識分子是熱心的，也是真誠地想通過統戰的方式與知識分子交心、交朋友。她對知識分子是溫和的，熱情友好的。是一個「能將不那麼美好的事情想像得特別美好的人。」一句話，她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公認的好人。

陶斯亮是有良知的人，也是希望黨好的人，黨好，就要對知識分子好。對知識分子好，是衡量黨是否有良心，也是執政黨成功執政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就是要把那些知識分子拉進黨的身邊中來，為黨做事，為黨服務。通過為黨做事，為黨服務，達到為社會做事，為社會服務的目的。陶斯亮的想法是好的，她做方勵之、金觀濤夫婦等人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證明黨的統戰工作的寬容與包容。結果卻是方勵之到美國、金觀濤夫婦到香港。也就是說，她這樣一個好人，做的統戰工作也並沒有取得最佳的效果。

她有點無可奈何地說：「事實證明，我們內部一些人對方勵之的『不接觸』政策未見得好，而對金觀濤以誠以禮相待也未見得不好。很顯然，背離國家民族的知識分子只是極少數，願意為國家服務的是絕大多數，問題僅僅在於我們向他們釋放的是什麼信號。」釋放什麼樣的信號才能讓知識分子具有向心力與凝聚力呢？她並沒有給出答案，她也沒有答案。那些長期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人，能有什麼更好的答案嗎？統戰向知識分子施以恩惠，顯然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都是具有尊嚴的人。何況經歷過反右與文革的知識分子，都領教了統戰的厲害。

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統戰政策沒有遇到互聯網，統戰的工作還能做下去，還能取得成效，那麼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對知識分子的統戰政策還能進行下去嗎？她自己也有這個疑問：「在一個新媒體、自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全球幾乎互聯互通，如果仍習慣於當『駝鳥』，那麼我們終將被迫吞下自釀的苦酒。眼前的事實是，中國精英階層已徹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識形態上與我們決裂，甚至愛國主義這面大旗也難以聚攏他們了。」在互聯網時代，意識形態一統江湖已經成為過去時，已經沒有現在時，更沒有將來時。各種民間意識形態在互聯網都佔據了一定的空間。網絡意見領袖、網絡大V已經成為解構官方意識形態的主體，官方意識形態正在面臨著嚴重的挑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新權威主義、左派、右派、新右派、新左派等都在構建自己的意識形態。就是愛國主義，也只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

互聯網自由，給人們重新選擇價值觀提供了廣泛的空間。伯林說，你供奉一個神，就得放棄其它的神。供用伯林的話語邏輯推導著說，選擇了自由主義，就得放棄其它主義，比如，選擇了民族主義，就得放棄自由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人們愛國，如果愛國是指愛國土、愛人民、愛祖國的大好河山的話，這樣的愛國主義，還是能夠聚攏知識分子的。但如果把愛國與愛黨愛政府愛意識形態的主義聯繫在一起，那還真難把知識分子聚攏在一起。

她話鋒一轉又說：「即便這樣，我們黨仍應以最真誠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靜觀察，沉著判斷，保持信息暢通，建立各種層面和形式的對話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因為統戰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講戰略戰術，要講方針政策」。對知識分子講戰略戰術，顯然是不合適的，那將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陰謀，等同於引蛇出洞，儘管陶斯亮本人沒有這個意思，可知識分子不可能不這樣想。

知識分子需要的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是憲法35條裏的言論自由落到實處。知識分子就想說個理，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學術自由，知識分子就沒有地方說理。誰破壞了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誰就沒有辦法聚攏知識分子。誰破壞了言論自由，誰就成為知識分子的敵人。知識分子的敵意不會在愛國的方面凝聚，只會在破壞憲法言論自由的地方凝聚。問題的關鍵在於，憲法35條的言論自由條款經常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被破壞，所以才招致了知識分子的憎恨與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