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發生恐怖襲擊，這一事件在大陸也獲得了很大反響。而就在不久前，圍繞歐盟接納敘利亞難民，在大陸網絡上也曾引發一場爭論，許多人以輕蔑的口吻稱呼願意接納難民的歐洲人或支持接納的大陸人為「聖母婊」，在這些人看來，如今，巴黎遭到恐怖襲擊，難道不是「聖母婊」們的報應嗎？此外，也有許多人開始反思恐怖主義的深層原因，一些大作紛紛問世，如一篇名為「政治正確與文明」的文章，嚴厲抨擊虛偽的政治正確，並鼓吹在歐洲實施「強制世俗化」，也有不少公知段子手，提出咄咄逼人的反問，認為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與恐怖主義脫不了關係云云，甚至，還有什麼「日本，一個沒有穆斯林的國家」這樣的神作，都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轉發無數。

本文並不打算反駁上述觀點，不過，即使在經歷多次恐怖襲擊之後，接納難民、尊重多元文化、區分極端分子和溫和穆斯林等等，依舊為歐美社會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在歐美以外的地區，這些主張也依舊受到廣泛的支持，這表明，譏笑「聖母婊」也好，動輒就將恐怖主義與「綠教」掛鉤也好，並非不言自明的觀點或立場，從而，在表達上述觀點時，以一種充滿心理優勢、咄咄逼人的姿態出現，恐怕不是因為其背後有充足的事實，或者堅實的論證，而是因為其表達、傳播和接受的回路中，存在某種正反饋機制：以更強勢的方式出現，更可能贏得接受和支持，同時，這一接受和支持又反過來刺激了觀點表達的強勢……

一般認為，網絡空間相對多元、開放，但在實際經驗中，卻常常發現相反的情況，謠言或極端化表達，常常在網絡上暢行無阻，很難得到消除。這種現象，其實早就為人所注意到，2008年6月的時候，梁文道先生在其博客文章「網友——新部落時代的來臨」一文中寫道：「原來開放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個自我封閉的小教派,每一個教派的成員都在自己的團隊裏找到了歸屬，天天反芻同類人的意見，日日鞏固原有的主張。最後，我們都成了不同俱樂部的『網友』看不見『公共』的存在，卻肯定各自真理的終極，和部落沒什麼兩樣。」這段話，如果用在當下養生、心靈雞湯、文革懷舊之類大幸其道的微信朋友圈，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

當時的我，對於互聯網的未來要相對樂觀一些，在回應文章「自由艦隊的最終勝利——致非網友梁文道」一文中，我是如此反駁的：「在每一個論壇我都能結識一大批原本並不認識的同道，也能看見若干青年成為自己的同道，我們不願意成為自我封閉的小教派，而更願意在自由、開放、多元的氣息中生存，十多年來，這只艦隊由無到有，由小到大，始終活躍在互聯網上，近來更衝出互聯網，走上了傳統媒體，其所代表的自由、開放、多元的聲音，也日益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不可忽視的存在」。

其實，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當下，梁文道先生的觀察都有其對應之物，但我之所以加以反駁，則是出於大陸互聯網在彼時的狀態、作用和影響，與居住於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不同，我所體察到的，是1998-2008年這短短十年時間內，大陸互聯網空間公共性的成長，以及其對於大陸社會的巨大影響，以及存在著的巨大潛力。這場爭論發生在2008年6月，正值奧運前夕，即使剛剛經歷了314事件和奧運聖火事件所引發的狹隘民族主義爆發，拜奧運所賜，彼時的大陸互聯網依舊處於相對寬鬆的狀態，而我所歷數的網絡空間從無到有，網絡群體從小到大，網絡輿論從線上到線下的過程，正是那些年活生生的事實，為無數人所體驗和認同，足以支撐我的論點。

這樣一個鮮活的過程，也為許多論者所關注和總結，如吳強博士也認為，「中國互聯網擁護從1998年的一百萬道2010年超過五億.....一個網絡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並對中國的政治參與發生著深刻影響」：從BBS到博客，再到此後的微博客，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新的公共空間和網絡結構越來越具有社會網絡化的含義，並指向一個「虛擬共同體」；同時，也越來越成為「中國唯一有效的公共輿論空間，形成中國當下幾乎唯一的公開化的、主動的有效的民意表達機制」，進而，通過「網絡意見領袖群體的形成、從網上到往下的聚會（沙龍）和飯局、網絡維權運動的興起」這三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者當代中國的政治參與（以上引文，來自吳強：「網絡公民社會」（2010）），換言之，從輿論到參與，網絡都具備相當強的公共性和擴張性，並被廣泛看做是促進中國走向進一步改變乃至轉型的重要因素。也因此，當時的人們更多地對互聯網的公共性抱有期待，而不大接受網絡部落化或孤島化的呼聲。

不過，這一新興的網絡公共空間，不可能不遭遇到現有權力的反制，「網絡公民社會集體行動的抗爭與管制當局對體制外政治參與的管制並存，這大概是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和政治最為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在奧運會過後，尤其是受到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當局日益主動作為，對大陸網絡公民社會和網絡參與都進行了持續的打壓：2011年早期，北非茉莉花革命後，首先重創了以推特為基地的異見者群體，2013年8月，清網行動則開始了針對以微博為平台的網絡大V的打壓行動，並一直持續至今，與此同時，在2014年10月針對聲援香港佔中而對NGO群體、2015年7月針對維權律師群體，都有大規模的打壓行動，且都指向了網絡公民社會和網絡參與，指向了正在成長的網絡公共性。

受此影響，大陸互聯網絡的公共性被摧毀殆盡，基於互聯網絡的公共參與，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創新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大陸一度出現的虛擬公共空間的萎縮乃至消失，其影響還遠不止此，市場化媒體衰落和微博的凋零，其實也都與互聯網空間的凋敝息息相關，令人諷刺的是，盡管如此，網絡應用的擴展勢頭並未停歇，以微信朋友圈為載體，各種信息的轉發傳播甚至更為熱絡，但是，在網絡公共性日益失去的大背景下，各種信息、觀點、價值之間缺乏有效的衝撞、交鋒、互動，可以觀察到的只是各種孤島的浮現，梁文道先生的「新部落時代」的觀點，如今以一種令人諷刺的形式得到了印證。

互聯網這與既有的權力體制，究竟是前者改變後者，還是後者改變前者？其實，在最開始，筆者對此就有著深深的懷疑，在1998年的「網絡神話」一文裏，我曾這麼寫道：「對網絡施加管制在技術上並非不可能，恐懼的運用之於網絡與針對電話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在一個因長期專制統治而缺乏自由結社傳統和自發交往積極性的社會裏......網絡就將步個人計算機淪為遊戲機的後塵，成為遠距遊戲機或是少數孤芳自賞者顧影自憐的孤島或群島」。在加入WTO和舉辦奧運的相對寬鬆氛圍下，互聯網公共空間的迅速發展，一度將我從悲觀變為樂觀，然而，最近幾年的情況再一次將悲觀的圖景帶回現場：在專政極權的持續打壓下，一度出現的互聯網公共空間已經奄奄一息，代之而起的是無數個眾聲喧嘩的部落或封閉俱樂部，這樣的轉變，所影響到的不僅是所謂的社會轉型，即使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也是艱難的挑戰：如何保持對信息真偽的鑒別，如何作出理性的認知，如何保有價值觀的健全，都將成為一件越來越難以完成的任務，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