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樂女談：高大上假想敵-趙思樂 女權主義媒體人
201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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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紅」的愛國青年們翻牆「出征」，是一場「網絡版黃禍」。
自從1月3日在北京機場被抓，瑞典籍人權工作者彼得·達林已經被關押超過兩周，他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處以「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彼得無需審判就被中國警方「合法地」關押在秘密地點，儘管這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禁止的情況，儘管中國簽署過《人權公約》。
同時失蹤的還有他的女朋友，中國籍女孩潘金玲。彼得的同事邁克爾·卡斯特事後向媒體表示，在乘飛機離開前的數日，彼得感到緊張不安，決定暫時離開中國首都。
1月9日，彼得的中國同事王秋實律師也與外界失去聯繫，他同時是「709律師大抓捕」中被關押的王全璋的代理律師。他原本計劃在前一天與王全璋的妻子及其他該案代理律師一同去天津，同辦案機關交涉，但遭警察阻攔未能成行。 1月12日，王秋實的家人收到通知稱，他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執行監視居住。同時，一封王秋實留給父母的信被他的朋友釋出，信的第一句是：「在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兒子應已失去自由。」落款是1月4日，彼得被抓後一天。
1月2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新聞調查」，彼得和一位「王某」在節目中鬍子拉碴地出現了。彼得對著鏡頭說他對於自己的行為十分後悔：「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傷害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我要深深致歉。」他還承認，維權人士幸清賢意圖幫助「709」被捕律師王宇的兒子包卓軒偷渡出境的行為，是受到他的資助的。王某也在鏡頭前「作證」稱，彼得的企圖就是顛覆中國國家政權。
央視報道還稱，彼得與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全璋合作，在香港成立了名為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簡稱JDI)的機構，在大陸以「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的名義活動，他們「通過被培訓人員，插手社會熱點問題和敏感案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並不嚴重的矛盾糾紛，煽動群眾對抗政府，意圖製造群體性事件。」
但央視的報道迅速遭遇「打臉」。
目前已回到美國的JDI工作人員邁克爾向媒體澄清說，雖然王全璋是援助組的董事，但自2014年他加入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全璋對援助組的參與已經很少，他在鋒銳的工作也與援助組無關。 「將援助組與鋒銳聯繫在一起的確是錯的，因為兩者之間真的沒有關聯。」他說。
鋒銳律師事務所是在「709」中受到主要打擊的機構，其工作人員周世鋒、王宇、王全璋等已被中國警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邁克爾認為，彼得明顯是被迫認罪，「說彼得有參與其中……似乎是想加重對那些維權律師的指控。」他說，這向中國維權人士和國際社會發出了非常強烈的信號：「任何以法治和人權，挑戰政府對法治和人權定義的壟斷的行為，都會被盯上，並面臨報復。」
邁克爾還澄清，雖然援助組曾資助幸清賢在四川設立一個法律援助站，但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在2014年初就結束了，援助組沒有參與包卓軒的逃離行動。
兩方各執一詞，但誰的可信度更高有簡單的判斷方法：誰處於更自由的狀態。
自2013年的「薛蠻子嫖娼事件」之後，「上央視」幾乎成了「官方打壓套餐」的必選菜，從網絡紅人郭美美，21世紀傳媒集團的沈灝，到709案、張六毛死亡事件、勞工維權案、浦志強案等等民間打壓案件，都上央視走了一遭。慣例是新華社先發通稿，全國主流媒體統一口徑，然後央視出馬，繪聲繪色地舖陳，讓還沒經過司法程序的當事人在電視上「向全國人民認罪」。
中國當局如此使用被全球傳統知識精英視為講壇的新聞媒體，無怪乎全球影響力最大的記者聯盟「記者無國界」已向歐盟要求對央視和新華社實施制裁，將它們開除出新聞媒體的行列——總不能把獨裁者的佈告欄視為媒體吧。
但央視的報道也不是毫無意義，在向外界展示官方打壓背後的意圖和邏輯方面，它作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將彼得提供的人道援助和法律培訓敍述為犯罪，央視替中國當局向民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外國勢力出錢出人，在中國培養維權律師、煽動訪民，通過塑造維權領袖、製造官民衝突，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這個故事在冷戰時期叫做「和平演變」，在現在叫做「顏色革命」。
在去年的香港佔中大抓捕，和今年年初的追殺權利NGO，雖然每個被抓者都被反覆訊問了兩種問題：跟境外有什麼聯繫；要怎麼攪亂中國社會，但這個故事都沒成功講出來。這一次，終於在維權律師大案中講成了。
通過這個故事，普通民眾收到三個訊息：一、你們三天兩頭聽說的，社會上這兒那兒發生的種種不公和矛盾，都不是真的，都不是政府和制度的錯；二、凡是有人說政府不好，凡是有人跟政府發生衝突，他肯定是在故意搗亂，背後肯定有外國勢力在指使；三、你要是像他們一樣說政府不好，跟政府鬧矛盾，你就中了外國勢力的計、稱了他們的心。 ——「新聞不都說了嘛！」
於是，一個「高大上」的敵人形象出現了，它叫「境外反華勢力」。它層層偽裝、無處不在，它用心險惡、佈局精密，要對付這麼高大上的敵人只有一個辦法：永遠站在政府的一邊。
極權永遠需要敵人，敵人越高大上越好，形勢越嚴峻越好，這樣才有理由把資源和權力永遠抓在手上。為了保持高大上形象，敵人必須不斷更新，從地富反壞右，到黨內大炸彈大毒草，到蘇聯修正主義，到美國帝國主義，到日本軍國主義，現在又輪到台獨港獨和顏色革命。
在召喚凝聚力和合法性上，共產主義在使用了30年後終於失效，民族主義已經用了40年，似乎還不能說是強弩之末。
近日，被戲稱為「小粉紅」的愛國青年們翻牆「出征」到FB罵蔡英文，其中一位在談自己的動力時說，自己在「經歷歷史」：「希望推到柏林牆的那個時候，可以在牆上留下自己的手印。」這一個經典案例說明，民族主義洗腦與模糊的啟蒙話語相結合，會製造怎樣一種驚人的扭曲邏輯，再加上互聯網，就是一場「網絡版黃禍」。
這僅是民族主義40年養蠱的牛刀一亮，線下版不妨各自想像。
自從1月3日在北京機場被抓，瑞典籍人權工作者彼得·達林已經被關押超過兩周，他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處以「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彼得無需審判就被中國警方「合法地」關押在秘密地點，儘管這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禁止的情況，儘管中國簽署過《人權公約》。
同時失蹤的還有他的女朋友，中國籍女孩潘金玲。彼得的同事邁克爾·卡斯特事後向媒體表示，在乘飛機離開前的數日，彼得感到緊張不安，決定暫時離開中國首都。
1月9日，彼得的中國同事王秋實律師也與外界失去聯繫，他同時是「709律師大抓捕」中被關押的王全璋的代理律師。他原本計劃在前一天與王全璋的妻子及其他該案代理律師一同去天津，同辦案機關交涉，但遭警察阻攔未能成行。 1月12日，王秋實的家人收到通知稱，他已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執行監視居住。同時，一封王秋實留給父母的信被他的朋友釋出，信的第一句是：「在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兒子應已失去自由。」落款是1月4日，彼得被抓後一天。
1月20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新聞調查」，彼得和一位「王某」在節目中鬍子拉碴地出現了。彼得對著鏡頭說他對於自己的行為十分後悔：「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傷害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我要深深致歉。」他還承認，維權人士幸清賢意圖幫助「709」被捕律師王宇的兒子包卓軒偷渡出境的行為，是受到他的資助的。王某也在鏡頭前「作證」稱，彼得的企圖就是顛覆中國國家政權。
央視報道還稱，彼得與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全璋合作，在香港成立了名為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簡稱JDI)的機構，在大陸以「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的名義活動，他們「通過被培訓人員，插手社會熱點問題和敏感案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並不嚴重的矛盾糾紛，煽動群眾對抗政府，意圖製造群體性事件。」
但央視的報道迅速遭遇「打臉」。
目前已回到美國的JDI工作人員邁克爾向媒體澄清說，雖然王全璋是援助組的董事，但自2014年他加入鋒銳律師事務所，王全璋對援助組的參與已經很少，他在鋒銳的工作也與援助組無關。 「將援助組與鋒銳聯繫在一起的確是錯的，因為兩者之間真的沒有關聯。」他說。
鋒銳律師事務所是在「709」中受到主要打擊的機構，其工作人員周世鋒、王宇、王全璋等已被中國警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邁克爾認為，彼得明顯是被迫認罪，「說彼得有參與其中……似乎是想加重對那些維權律師的指控。」他說，這向中國維權人士和國際社會發出了非常強烈的信號：「任何以法治和人權，挑戰政府對法治和人權定義的壟斷的行為，都會被盯上，並面臨報復。」
邁克爾還澄清，雖然援助組曾資助幸清賢在四川設立一個法律援助站，但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在2014年初就結束了，援助組沒有參與包卓軒的逃離行動。
兩方各執一詞，但誰的可信度更高有簡單的判斷方法：誰處於更自由的狀態。
自2013年的「薛蠻子嫖娼事件」之後，「上央視」幾乎成了「官方打壓套餐」的必選菜，從網絡紅人郭美美，21世紀傳媒集團的沈灝，到709案、張六毛死亡事件、勞工維權案、浦志強案等等民間打壓案件，都上央視走了一遭。慣例是新華社先發通稿，全國主流媒體統一口徑，然後央視出馬，繪聲繪色地舖陳，讓還沒經過司法程序的當事人在電視上「向全國人民認罪」。
中國當局如此使用被全球傳統知識精英視為講壇的新聞媒體，無怪乎全球影響力最大的記者聯盟「記者無國界」已向歐盟要求對央視和新華社實施制裁，將它們開除出新聞媒體的行列——總不能把獨裁者的佈告欄視為媒體吧。
但央視的報道也不是毫無意義，在向外界展示官方打壓背後的意圖和邏輯方面，它作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將彼得提供的人道援助和法律培訓敍述為犯罪，央視替中國當局向民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外國勢力出錢出人，在中國培養維權律師、煽動訪民，通過塑造維權領袖、製造官民衝突，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這個故事在冷戰時期叫做「和平演變」，在現在叫做「顏色革命」。
在去年的香港佔中大抓捕，和今年年初的追殺權利NGO，雖然每個被抓者都被反覆訊問了兩種問題：跟境外有什麼聯繫；要怎麼攪亂中國社會，但這個故事都沒成功講出來。這一次，終於在維權律師大案中講成了。
通過這個故事，普通民眾收到三個訊息：一、你們三天兩頭聽說的，社會上這兒那兒發生的種種不公和矛盾，都不是真的，都不是政府和制度的錯；二、凡是有人說政府不好，凡是有人跟政府發生衝突，他肯定是在故意搗亂，背後肯定有外國勢力在指使；三、你要是像他們一樣說政府不好，跟政府鬧矛盾，你就中了外國勢力的計、稱了他們的心。 ——「新聞不都說了嘛！」
於是，一個「高大上」的敵人形象出現了，它叫「境外反華勢力」。它層層偽裝、無處不在，它用心險惡、佈局精密，要對付這麼高大上的敵人只有一個辦法：永遠站在政府的一邊。
極權永遠需要敵人，敵人越高大上越好，形勢越嚴峻越好，這樣才有理由把資源和權力永遠抓在手上。為了保持高大上形象，敵人必須不斷更新，從地富反壞右，到黨內大炸彈大毒草，到蘇聯修正主義，到美國帝國主義，到日本軍國主義，現在又輪到台獨港獨和顏色革命。
在召喚凝聚力和合法性上，共產主義在使用了30年後終於失效，民族主義已經用了40年，似乎還不能說是強弩之末。
近日，被戲稱為「小粉紅」的愛國青年們翻牆「出征」到FB罵蔡英文，其中一位在談自己的動力時說，自己在「經歷歷史」：「希望推到柏林牆的那個時候，可以在牆上留下自己的手印。」這一個經典案例說明，民族主義洗腦與模糊的啟蒙話語相結合，會製造怎樣一種驚人的扭曲邏輯，再加上互聯網，就是一場「網絡版黃禍」。
這僅是民族主義40年養蠱的牛刀一亮，線下版不妨各自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