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談國是：反對的道路　從林昭到郭飛雄-莫之許 獨立評論人

4月29日是林昭逝世48周年，近年來，一些民間抗爭者發起了每年林昭忌日的祭拜活動，參與人數一度有擴大之勢，今年也不例外，也有一些人士試圖前往蘇州靈巖山的林昭墓進行祭拜。在凍結時代，可以想像，這樣的嘗試也會變得越發艱難：先期前往蘇州的朱承志先生，被蘇州警方拘押一天後，被扔在浙江長興縣某村口；沈良慶先生準備前往無錫探望友人，也被看作是試圖暗渡陳倉前往蘇州，而被拘押一天。或許，今天寥落的靈巖山，顯示出了當局打壓、凍結民間社會的階段性成果。

也就是這兩天，一位堪與林昭媲美的當代抗爭者的命運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郭飛雄（真名楊茂東）的姐姐在近日探望後披露，郭飛雄目前身處醫院，身體狀況極其糟糕，而沒有得到應有的診斷和治療，其生命處於危險之中。這一危急狀態，隨即引發了廣泛的關注，一些活動人士也隨即發起了緊急聯署《關於立即對郭飛雄進行診斷治療的緊急呼籲書》，短時間內獲得了近千人的支持，然而，到目前為止，郭飛雄仍沒有能夠獲得應有的診斷和治療，相關的關注活動勢必還需要進行下去。

在大陸長達67年的專政統治中，從來都不缺乏反對者的存在，可謂不絕如縷。在改革時代前的「竹幕」之下，除了林昭等極少數人士，反對者的存在和事蹟不僅在當時不為人所知，即使在文革後，也鮮有人提及。改革時代後，政治恐懼相對消散，國門也半遮半掩地打開，反對者的存在也開始不再隨生隨滅，而被外界關注者所記錄，在境內也獲得了一定存在的感知度，尤其是網絡時代以來，借助互聯網的無遠弗屆和即時傳播功能，有更多的人開始了解到反對人士的存在，從魏京生到劉曉波，從胡石根到劉賢斌，從高智晟到郭飛雄，他們的名字不再是不能出口的「伏地魔」。

不過，以人口比例而論，對反對群體有所了解的仍是極其少數，而且即使是這少數人，也大多只能在相當簡略和粗淺的水平上有所了解，在專政體制的長期壓制乃至屏蔽之下，無論是反對人士的主要事蹟，還是他們的基本主張，都還局限在相當狹小和相對封閉的一個環境之內，而無法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實際上的影響力。作為其基本主張的反對話語，歷經數十年的生長發育，實際上已經具有相當的話語高度，也處於事實上的自說自話境地，既無法引發大範圍的共鳴，甚至連嚴肅的爭議也很稀罕。

相比話語傳播，反對者的行動也遭遇到了同樣的處境。數十年前仆後繼的努力和犧牲，並沒有得到最基本的感知，無論是中國民主黨群體累積幾百年的總刑期，還是高智晟、郭飛雄等人飛蛾撲火般的悲壯作為，又或者是劉曉波憑藉多年堅持和《零八憲章》所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在這個國度就跟好像未曾發生過一樣，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打壓和犧牲，總是只能傳達到特定的小群體，而無法激起更大的波瀾，似乎，反對群體只是活在境外相關媒體和極少數積極分子中間的一種存在，被孤立於當代社會之外。

對於這種尷尬的狀態，曾有過許多所謂的反思。對於話語的無法擴張，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認為反對者的認識水平所限，又或者是對主流社會的了解不夠，故而不能提出為更廣泛的群體所接受的內容，可是，如果真正閱讀過陳子明、劉曉波、張祖樺等人的作品，就會發現，其中具備相當深入的觀察，也具有遠超同時代知識分子的認知水平，相比之下，那些被體制相對容忍而得以流行的各種內容，更像是某種贗品，並不具備真正的價值。

對於行動無法被感召和追隨，也有所謂的反思認為，這是由於反對者不具備足夠的行動力和堅定的意志力，故而無法穿透重重封鎖，感召更多的人群，可是，從胡石根、劉賢斌、高智晟、郭飛雄、胡佳這樣的人士身上可以發現，他們不僅銳於行動，而且堅定不摧，敢於犧牲，放之整個人類抗爭史，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他們的被忽視和被遺忘，不是因為他們自身有什麼問題，這些所謂的反思實際是一種想當然而已。

反對群體的邊緣和孤立，根本原因還在於當下專政體制無所不至的壓制。大陸的極權體制來自軍事革命的成功，並伴之以全面的社會革命，不僅摧毀了既有的社會權力中心，還將所有個體編織進了一個總體性社會當中，形成了體制無所不能，而個體一無所依的普遍狀態。大陸的反對群體誕生於這樣的貧瘠狀態之中，處境最為艱辛，不僅稍有露頭，就會遭遇到立即的專政打擊，無法形成氣候和規模，並且在遭遇打擊後，還有伴隨著無期限的持續壓制和屏蔽，這種即時的打擊和持續的壓制屏蔽，才是大陸反對群體始終處於邊緣和孤立的根本原因。

郭飛雄本人的經歷就是如此，自2005年投身維權運動以來，就遭遇到了持續的打壓，兩次拘捕，他都以長期的絕食加以抗爭，最終，還是在2006年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出獄未及兩年，又因為參與聲援《南方周末》和推動八城快閃等，拘押於看守所兩年多以後，於法庭上被臨時追加罪名，判處了六年有期徒刑，這樣一次又一次進行打壓的目的，除了摧毀其個人意志之外，更是為了將其從社會中拔出，加以隔離，最終將其孤立和邊緣，並消除其可能的影響。郭飛雄的遭遇，也發生和正在發生於更多人身上。

專政對於反對群體的打擊和孤立，使得許多人對於反對的道路心生懷疑，在這些人看來，在專政下，反對的道路注定無法形成可以累積的效果，也無法影響到更大範圍內的群體，注定只能是孤獨的吶喊，也因此，許多人開始尋找所謂的中間路線，試圖通過取消對體制的根本質疑，來換取觀念的傳播和組織的發育，通過一種可擴展的漸進過程，逐步推動體制的轉變，直到最後的轉型，在前些年體制尋求市場化的相對寬鬆期間，即使在反對群體中間，這種思路也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

但是，對於專政體製而言，並不會允許例外的出現，無論是從專政運行的長期實踐，還是近幾年的現實都表明，所謂的中間路線並不能換來體制的讓步。與之相比，反對的道路固然艱辛而孤獨，但卻意味著對於體制的根本質疑，也意味著對於基本權利和值得追求的制度的根本堅持，它或許無法形成持續的擴展，甚至不為當下的社會主流所接受，但在現行體制難以為繼的時候，它卻能成為值得信賴的主張，和充滿道義的感召。類似的過程曾發生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東亞和東歐，也發生在不久前的北非茉莉花革命中。反對的道路從來都是孤獨和艱辛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無從迴避的。在這個意義上，對林昭的祭奠和對郭飛雄的聲援，都是對於反對的堅持和傳遞，乃是這個凍結時代中，看似徒勞，實則彌足珍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