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樂女談：一個90後的「六四」記憶-趙思樂 女權主義媒體人
2016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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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上的鮮血和坦克留給「廣場一代」的執念，成了不可磨滅的基因，塑造了中國今天的民間社會。
作為「90後」，從字面上就能知道，「六四」發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沒有任何關於「六四」的第一手記憶。在出生後的20多年裏，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聽過「六四」。但對於現在的我，「六四」就像一個熟悉但素未謀面的師友，對我的人生持續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即使我無法準確預測這影響的後果。
第一次聽說「六四」，應該是在2011年上半年的南京，正在讀大學二年級的我，為了完成新聞課程的功課，做了關於南京梧桐樹被砍伐事件的調查報道，並在微博發表傳播。同樣關心此事的微博網友找到了我，約我見面，從他口中，我第一次聽說「推特」、「翻牆」，也第一次聽說「六四」。
現在想來，這個網友應該屬於南京的「推特黨人」，日常熱衷於結識「有潛質」的年輕人，並幫助他們「走出蒙昧」。這似乎是散落各地的「推特黨人」都喜歡的活動，一般通過見面吃飯聊天達成，他們把這叫做「飯醉」。
2011年下半年，我到台灣做交換生，有了「肉身翻牆」的便利，才開始系統地從Youtube和圖書館裏尋找什麼是「六四」。它讓我難過，但它仍是一個歷史故事，即使我在台灣見過也訪問過「八九學潮」的親歷者。
在我這個大陸青年對「六四」感到隔膜的同時，我的台灣學運界朋友們卻組成「六四」紀念社團，經營「六四」臉書頁，年年組織大型的「六四」紀念活動。「六四」似乎屬於他們多過屬於我？但我也對同齡的他們也感到隔膜，每次跟他們談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打壓和人權問題，他們都只有兩種回應方法：真的假的？好誇張哦！
漸漸地，我開始更享受跟台灣四五十歲、經歷過黨外抗爭的人聊天——如果說，跟台灣的社運青年相處時，我像在水底下跟水面上的他們聊天，那麼台灣的社運中年們，則是同樣有過水面下的生存體驗的人——這對我起了奇怪的深遠影響，我逐漸發現自己的愛戀對象也鎖定了有過「廣場」經歷的人，在台灣是「野百合學運」，在大陸自然就是「八九學潮」。
經過前面這些鋪墊，才能說到下面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與「六四」有著生命的聯繫的事：
我父母有一本家庭日記本，他們從80年代開始記下家庭中的大事。我認真翻閱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記錄，沒有提到「八九」或「六四」，一次都沒有。這本日記在那段時間唯一關於公共事件的記錄，是1990年9月23日的北京亞運會開幕式，因為，那是我出生的日子。
我將這件事告訴了我第一個參與過「八九學潮」的男友，他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說：「那真是有史以來最無聊的一屆亞運會！」
原因是，「六四」之後社會極為低沉壓抑的氣氛下，北京市民對亞運會毫無興趣，亞運會的門票都很難售出，於是北京各高校只好用補貼餐券的方式組織學生去觀看比賽。當時的他按著課表去上課，教室卻空無一人，他帶著疑惑轉到圖書館自習。後來才知道，同學是被組織去看亞運足球賽了，因參與「八九」受到審查的他卻連通知都沒收到。他在亞運會期間就只好苦悶地獨自往來宿舍和圖書館。
這個故事給了我一種奇妙的震撼：「哦！原來我的出生跟原來想像的完全不一樣。」見過08年奧運會的我，對那個亞運開幕式的想像自然是歌舞昇平、激動歡樂的。這種震撼就像重寫了我的一小段生命記憶，而要重寫的原因僅僅就是「六四」。
後來，我又交往過其他有「廣場」經歷的人。那段經歷，都對他們有著不可忽略也不可逆轉的塑造／扭曲：一個「八九一代」，床下一直藏著一個「大聲公」，家裏、車裏、辦公室裏都有噴漆或簡易刀具，好像隨時準備著要去革命；另一個「八九一代」，對任何同為「八九一代」的人表現出對當局的幻想和妥協，都忿忿不平、難以接受，他說，坦克都上過街了，有什麼理由要民間先妥協；一個「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他總覺得當年的運動雖然勝利了，他們卻沒有把勝利的果實保護好，他兩岸漂泊，希望中國大陸在轉型時不要重蹈覆轍，卻越來越失望……
我很快意識到，在這些「廣場一代」生命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永遠留在了那個廣場上。那年那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和坦克留給他們的執念，成了不可磨滅的基因，塑造了中國今天的民間社會。
久而久之，我對「六四」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也有一種特殊的厭惡。參加港台的一些「六四」普及性活動時，我會感到煩躁不安，我真真切切地知道到自己仍活在「六四」的陰影裏，不太喜歡別人向我描述那陰影的樣子。
我通過親密關係才能體驗「六四」和它的後遺症，這在同齡人中恐怕是難以複製的。年輕人能知道「六四」的就很少，遑論「六四」對自己和社會的影響和塑造。如果問一個有公共關懷的年輕人，是什麼影響了他，他可能會提到一些書、一些講座和一些志願服務經歷，極少會提到「六四」，即使提到也大多是說知道此事時「感到震撼」。
這大概也是「八九一代」的悲哀之處，在市場化洪流和信息壟斷之下，他們能提醒自己當年在廣場上的同伴「勿忘六四」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更無空間和餘力去為「六四」記憶培養繼承人。
在記者張潔平的《佔中三步曲》中，發起「雨傘運動」的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份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另一學聯代表鍾耀華則說：「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報章，都會開始講六四，一直到燭光晚會。我就在想，哇，十幾二十萬人就去那裏坐著？打機不好嗎？拍拖不好嗎？為什麼香港有班人這麼執著的？為什麼呢？然後就會去找六四是什麼，北京發生了什麼，香港的反應是什麼……對我來說，這就是啟蒙。」
對中國年輕一代，這樣的啟蒙是天方夜譚。
但中國的年輕一代抗爭者到底需不需要「六四記憶」？這跟問他們需不需要「文革記憶」、「反右記憶」、「大飢荒記憶」都是類似的，在於他們是否需要再用自己的鮮血去驗證專制的性質。並沒有一段記憶「必須」有人記住，也沒有一群人「必須」守護某段記憶，但就像米蘭‧昆德拉說的：「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