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關鍵就是普通公民-麻生晴一郎 日本作家

在採訪活動中，我一直以來特別關注的不是著名人士，而是普通公民的動向。我第一次出版的《北京藝術村》，主要是採訪當代藝術家王慶松。現在他很有名了，但當時他還沒出名，只是剛從湖北鄉下來的「盲流藝術家」，我也沒想到後來他成為這麼著名的藝術家。

當然我也關注著名人士的情況，但是更關注像聲援他們的普通公民的活動。目前中國有數不盡與無名人士有關的維權案件。雖然我不能都了解全部案件，但我還想盡量多地知道與無名人士有關的案件。

可以說我這樣採訪方法表示我個人的姿態，即我不希望成為研究中國的專家。如果我是研究某個國家的專家，為了向日本社會介紹某個國家的情況的話，我應該優先介紹在那個國家裡有名的事情和人物。我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又不想成為「中國通」，只通過了解到在那麼巨大國家裡無名公民冒著被壓制的危險，為了維護自己或者別人的權利和尊嚴的目的站起來，我能感到一個個人抱有的勇氣、意志和人道主義。

為了把握中國怎樣程度實現民主化，我們應該以無名人士的動態來判斷。因為在中國無名公民的生命和尊嚴毫無被重視，他們在維權活動中不能期望任何的保護和保證。在那樣情況下，一些無名人士還站起來，這就算是中國人從最根本上要求民主化的形態，加之按照他們所處於的境遇，我們能把握中國的情況。

我不打算主張應該輕視著名人物。但是，一般來講，尤其在中國等東亞世界，不僅政府而且全社會不重視個人的生命和尊嚴（我認為日本也有這樣傾向）。所以，如果不是有錢、有名或者屬於有權威組織的話，普通公民在社會上沒帶有什麼力量。在包括中國的東亞，為了實現民主社會，我們必須克服這些一介無名人士的生命「太便宜」的現況。

從某個方面，為了實現又穩定又和諧的社會，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嚴應該被重視。社會的穩定就意味著一介無名人士無論從事怎樣的活動都在一個公正的規則下被對待的狀態。當然不應該發生像某個人在黑暗裡被警方帶走似的事情。

2003年，外地青年孫志剛在廣東被警察打死後，在中國重新抬頭了維權潮流。

孫志剛正是普通公民。那時候我期望中國開始走向又民主化又穩定的社會。而對於上個月發生的北京青年雷洋「被嫖娼」致死案，中國警察還沒徹底追究雷洋死亡的真實原因，不少人懷疑警方暴力執法並偽造證據。據國內外的報道，目前往往發生了像雷洋事件那樣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從不但要民主化而且要穩定化的觀點來說，我們不得不認為中國顯然在後退的路上。但是我認為目前還有不少公民聲援雷洋，這是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