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漫记：骗子是防民术的产物-傅桓 文化观察家
201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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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死”悲剧，揭示更大悲剧：民众处在信息权力的边缘位置，随时可抛售给诈骗犯，成为猎物。
大陆近期出现两起诈骗事件，分别有两名年轻人在遭受电信诈骗过程中突发猝死，其中一个是已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女孩子。舆论对此反应强烈，声讨与谴责汇流成压力。警方提高办案级别，很快破案，诈骗犯或者自首或者被抓捕，然而社会隐痛未消。
在声讨与谴责的声浪中，两个被确认的事实是：诈骗是弥漫在大陆人生活当中的普遍现象，诈骗信息无处不在，就像空气一样；诈骗与否，决定了人的存在等级及阶级，领导人被归入红名单，免受诈骗信息的滋扰，而其他名单外的人只能自求多福。
像那个被诈骗死的出身贫寒的徐玉玉，就是这一类自求多福中不幸的一分子，她没有红名单的保护，社会经验不足以保全她的财产，只有被骗到人财两空的命运。而这个事实说明，大陆的诈骗不只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技术问题，更是权利不平等引发的社会公害。
易言之，大陆的网络电信诈骗，是结构性的问题，反映了当局在保卫民众人身及财产安全上，全然采取了双重标准。上述通过权力等级的分配，实现了阶层上下游之间的割裂，从而让一部分免于诈骗，任由更多人陷入诈骗犯布下的汪洋大海，这是其一。
其二，对于一般的民众，当局在配置信息保护/监视的密度上有着天地悬殊。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危害到政权的异见人士、行动分子乃至于信访民众，监控随时随地可以调用，一旦涉及到骗子，这套系统就装死了。这充分说明信息系统的重心所在。
在诈骗死案例中，人们都抨击了实名制。警方也多以办案成本高、涉及多头而无法协调等理由，推卸诈骗案高发不下的责任。反过来说，以实名制为代表的信息管控，绝非像当局宣称的那样保护信息安全，而是为了维稳所需，诈骗与之相比，不再考量当中。
所以，通过本次“诈骗死”的悲剧，民众其实发现了更大的一个悲剧是：他们处在信息权力的边缘位置，随时可以抛售给诈骗犯，成为猎物。而在当局号称的信息安全架构中，实名制奉上的民众隐私换来的是更细化的监控，而不是保护。诈骗被系统性地排除了。
正因为诈骗是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导致了包括警察在内的系统不愿意承担普通人被诈骗的责任，因为这个损失本属于国民监控正常的沉没成本，所以警察不负责。而正因为此种系统性推责，导致诈骗案规模庞大，又成为警察应激性卸责的理由，“你看，太多，我们办不了。”
由此可见，大陆的诈骗案件，在本质上是维稳体制的副产品。如果政府要真的解决诈骗问题，可能连累它的维稳体制，毕竟对民众普遍安全的投入多了，它用于维稳监控的投入就会少了。因此，诈骗猖獗不只是信息失控，也是有意为之及精密权衡的结果。
民众声讨可恶可恨的骗子，但是这种愤恨只要不触及、不促进体制性改善，中国的诈骗犯罪就不会消失。诈骗是一种统治术上的必要策略，是一种聚焦在维稳政策上的有意放纵。只要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一日不除，大陆人就始终生活在骗子的阴影下。中国骗子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