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看中国：扶贫政策必然破产的典型样本-王思想 经济学者
2016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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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杭州G20同时，甘肃某乡村一杨姓人家6口人自杀。一时间，人们纷纷怒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几乎与杭州G20同时，甘肃某乡村一杨姓人家6口人自杀。一时间，人们纷纷怒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贫穷是长期存在的。不能因为路有冻死骨，就不许朱门吃肉。无论是否有冻死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财举办活动，都不能那样奢华。任何时候，任何奢华的政府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同样，即便没有甘肃这一家6口的自杀，中国式扶贫政策都应该反思。
扶贫问题的核心，应该是两个：一，政府每年拿出多少资金来扶贫。二，什么人可以享用这些扶贫资金。最难以确定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确定扶贫物件。很遗憾，至今没有一条有效的办法。
我们应当借剖析此事件，来厘清扶贫思路。
事件发生后，各路记者赶赴甘肃。事件发生地，甘肃阿姑山村的村委也出面做解释。事件因此逐步清晰一些。
这一家6口自杀事件，被网友们定义为因为贫穷而自杀。令大家愤怒的是，这一家因为家里有3头牛，而失去了吃低保的资格。
那么，如何确定谁应该享受扶贫政策呢？我从有关阿姑山村的报导总结出几个扶贫做法，这些做法，基本能够代表各地的政策实施。
方法1：村里组织一个小组去考察
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解释，2013年定低保资格时，由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后，根据家庭情况决定低保户。当时评定小组到杨家，“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他家为低保户”。
看看房子，看看情况，就确定谁是贫困户。这个方法显然太随意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想到一点：村委会把持的评定小组，必然会尽量照顾自己的关系户。
此路不通。
方法2：以家庭收入来确定谁是贫困户
比起“看看就确定”，以年收入来确定是相对合理的。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一词，所谓精准，必须有数位化支撑。魏公辉说， “当时（2014年）精准扶贫的标准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低于这个标准就能进入建档立卡户。”
阿姑山村“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专门组成了由村民代表和村三委构成的评议小组，对全村各家的家庭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此次摸底显示，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他家地多，女婿李克英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还有3头牛，两只母猪。”一亩地400元至500元收成，打工一年200个工，至少两万多元，一头猪崽当时能卖300元至400元，魏公辉仔细算了一笔账显示，按当时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标准，杨家全年人均收入明显高于2300元，不符合扶贫标准。
按照魏公辉的解释，不给杨家低保，似乎说得过去。但是，我们再来看杨家自己的解释。杨家一家8口属于四世同堂，年轻的两代全部死亡，只剩下第二代杨满堂和第一代杨兰芳，他们二人说，女婿李克英打工，一年打工也就挣6000元至7000元，给女儿杨改兰3000元至4000元用作家务开支。
问题出现了，出外打工，到底年收入是2万还是6000元至7000元？估计村委会夸大数字的可能较大，杨家人缩小数字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数字，以谁说的为准？
难道精准扶贫之前，还要到每个村民打工之处挨个调查其收入？
可见，收入的难以估量，导致精准扶贫的标准无法产生作用。
此路不通。
方法3：“民主”选举
这是最奇葩的扶贫政策。
2014年，阿姑山村评定低保户的政策改变。新政策需要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魏公辉说。
这个解释依然试图证明：村委会没错。因为，通过“民主”的方式，村委会把贪污扶贫款的权力放弃了，也把责任推出去了。
另一处的一个说法却正好说明了“民主评议贫困户”的本质。阿姑山村一位姓康的村民说，家庭各方面好了，交往的人自然就多了，杨家情况差一些，交往也就少了，“城里、农村，在哪儿都一样”。
这让人想起当年的“民主推选”右派。谁的人缘坏，谁就当选右派。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选举必须放在一个样本足够多的范围才有效。比如，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选举总统、省长、市长、县长。但事实上，我们的“民主”选举，却都被局限在小范围，选举先进，选举村长，选举贫困户。
此路不通。
我们需承认，中国政府是非常注重扶贫的，因为这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弥补。
但具体的中国式扶贫，总是走在不可能真正扶贫的路上。不仅找不到确定贫困户的路径，并且还导致“愈穷愈理直气壮”。
扶贫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拿出一套土地、税收的制度，用经济行为完成扶贫。政府根本无需干预扶贫。这个思路，是中国官员陌生的，也是他们不愿意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