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言：六四的大真相與小細節-吳祚來 獨立學者

隨著六四25週年紀念活動的展開，許多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話題開始頻繁見諸媒體，當年美國駐華大使洛德5月16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天安門廣場抗議將會作為最重要日子之一載入當代中國史冊，並解釋說，隨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的制裁措施是得當的，文明世界不能輸出先進的武器，去支持一個對和平國民大開殺戒的政府。

我相信，洛德對六四的歷史價值判斷是毋庸置疑的，儘管八九六四因當時政府的暴力鎮壓而告失敗，但，它的歷史地位卻是崇高的，八九民運雖然失敗，但卻不失其光榮與價值，它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世界，也必然會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的民主進程。

洛德1985至1989年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他離任的日子4月22日，正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追悼會召開之日，也是北京大規模抗議活動的首日。可惜洛德先生沒有親歷廣場民主運動整個過程，所以，他隨後對六四事件的陳述，有可能引發誤解。洛德認為：對「六四」的暴力鎮壓是不必要的，當坦克和軍隊進入時，抗議已基本結束，廣場上只剩幾千人，當局很容易用和平方式解決。「但是鄧小平決定要予以反擊。於是出現了殘暴的鎮壓，對人權的殘酷鎮壓，以及在之後數年內對民眾的拘捕。」

洛德先生對鄧小平鎮壓六四民運的描述為什麼可能引發誤解？

儘管六月三日晚天安門廣場核心區只有幾千學生，但整個北京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息，原因是學生與政府的對話一直沒有有效進行，學生與市民提出的關於懲治腐敗、政治改革等多條動議沒有一條得到回應，鄧小平、李鵬當局驅動軍隊進京，並不僅僅是衝著廣場上數千名學生而來，更是衝著整個八九民運而來，當然，也是衝著他們自己的政敵而來。所以，對當局來說，廣場上有沒有學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通過戒嚴與暴力鎮壓，來重創民運力量，使整個北京被置於軍事管制的恐怖之中。

誤解之二是，「天安門廣場」的概念問題：對北京當地人來說，天安門廣場是非常小的範圍，北為天安門，南為正陽門（前門），東為國家博物館（當時叫中國革命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西為人民大會堂，六三之夜，學生們堅守到凌晨三四點鐘，最終由劉曉波、侯德健等四君子出面談判，學生們和平撤出廣場，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整個廣場範圍內相對安全，軍人沒有大規模鎮壓。當然，這並不等於廣場沒有死傷一個學生，一些學生衝擊天安門前的軍車，與軍人衝突，就有傷亡出現，而救援的學生也遭到狙擊，我從六月三日晚十二點後一直在廣場，直到六四早上五六點撤離，看到多起中槍流血學生被同學攙扶著，在廣場上找救護車或出租車，當時廣場上我只見到一輛救護車和一輛出租車運送受傷學生。

正如外國人在說「北京」時，泛指的是中國，而說天安門廣場時，則可能泛指北京，或包括長安街沿線在內的區域，所以，極容易出現誤解，而這種誤解，也會造成不必要的糾纏，六四事件之後，許多國外媒體說天安門廣場大遭遇大屠殺，血流成河，這裏的天安門廣場顯然所指的是長安街沿線，而不僅僅指天安門前狹小的區域。劉曉波也因這個話題而深陷困惑，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劉曉波坦承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或者說，他沒有親眼目睹廣場上出現屠殺情形，劉說的是一個非常狹小空間的事實，但官方之所以要通過劉曉波之口來說明，目的是回應國際媒體所謂的廣場血流成河的「謠言」。

我想說的是，劉曉波的證言不無遺憾，為什麼？因為局部的真相並不是真相，國際媒體語境中所指的「天安門」，與警方或劉曉波證言中的天安門所指，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有關方面需要證言與真相的話，應該公布全部失踪與傷亡學生與市民名單，並公布整個軍隊進城過程的錄相與照片。當局不能公開全部真相，卻要求劉曉波證言廣場狹小空間裏的真相，這顯然在通過局部的情形掩蓋全部的真相。

八九六四天安門廣場到底死沒有死人，是一個偽問題，但這個偽問題為什麼會泛政治化，並被做成一個嚴峻的話題？國際媒體當然有責任，就是沒有更為嚴謹地對待政治事件中的地域概念。真相第一，但與真相有關的一切概念、細節都應該盡可能地準確，否則會給對手以製造輿論的空間。如果說天安門廣場有一個空間概念上的所指問題，上述洛德先生的描述，也容易引起一個時間上的誤解，即，八九六三之夜軍隊暴力進入北京城，是造成各種衝突與血腥流血之源，但天安門前紀念碑附近的學生與市民，通過談判得以和平撤離。坦克群一字排開進入天安門廣場，已完全是一種示威，或象徵性佔領。

面對大真相與小細節的真實性，當局顯然迴避了大真相。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對話與妥協來解決學生與市民佔領廣場的問題，但政府完全採取強硬的態度，敵意的方式，使事態不斷擴大化，造成僵局。也即，政府完全不需要動用軍隊來解決學生佔領廣場問題，學生佔領廣場，完全是象徵性的，並不影響政府運行，也不影響百姓生活。

學生運動是和平的，而當天早晨六點三十分的新聞，我當時在廣場邊上一戶居民家門口親耳聽見，他們對和平阻攔軍隊進城的市民學生污名化，視其為暴徒，並聲言平息了首都暴亂。軍隊製造了暴徒與暴亂，卻將污名栽在和平學生與市民頭上。

只有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和吳曉鏞播報了真實的消息：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儘管聲音來自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我們也可以視同國際廣播電台的聲音，而這完全是相關記者的個人義舉，李丹和吳曉鏞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直到現在，當局對八九六四的大真相都諱莫如深，說明當局知其罪惡深重，一旦真相曝光，當局的合法性與追責，使其無法承受罪責之重。只有以歷史虛無主義手段，予以禁止披露與揭示。

趙紫陽之子趙五軍近日在香港媒體上說：「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冤案，總有一天會昭雪。不然的話，下一代會問，這些事情為什麼會發生？是怎樣發生的？如果你避而不談，那是我們國家的恥辱和共產黨的恥辱。」

是否有勇氣公布八九六四大真相，並平反冤屈者，將真正考量習李新政的政治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