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評論：大陸應該學台灣民主什麼-鄧聿文 政治分析師

這些年來，大陸對台灣有一種過度的想像，或者稱之為迷思，把台灣作為大陸民主化的榜樣。在很多知識分子也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看來，大陸和台灣同文同祖，台灣能順利轉型，實現民主化，成為民主的後起之秀，大陸為什麼不能？任何藉口大陸特殊性，不學台灣民主的言論，都是在為共黨專制張目。

不過，我認為，台灣的民主雖然對大陸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應該學台灣人對民主的追求和擔當，但若完全把台灣的經驗移植到大陸，可能會「水土不服」。海峽兩岸雖同文同祖，但自台灣被日本殖民後，實際上走的就是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對此不承認亦不行。

大陸和台灣最大的不同，一個是太大，內部情況太複雜，一個則太小，兩者在這方面具有不可比性。其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因此，對蔣氏父子和國民黨高層來說，始終有一種危機感，或者說，此種對自身命運的憂慮，要比共產黨強。再加之國民黨政權的上層，基本是社會精英，很多留學歐美，對歐美的文化和民主比較認同，這都為台灣發展民主減少了阻力。第三，台灣有一個蔣經國。可我對這點把握不準。蔣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能夠放棄一黨一己之私利，固值得稱頌，但他是否扮演了台灣民主「推手」的角色，我有些懷疑。

大陸知識分子近年來對蔣經國的推崇，已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地步。許多人在談到共產黨時，往往有意無意拿蔣氏做對比，感嘆共產黨內沒有這樣高瞻遠矚的政治人物。我開頭說的大陸對台灣的過度想像，就包含對蔣經國的評價。實話講，我對蔣在推進台灣民主中的作用不是很了解，本不該涉及這個話題，然而，直覺告訴我，大陸知識分子對蔣之推崇，有些誇張，或者一廂成願。

最近看了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先生發在大陸財經雜誌上的《蔣經國迷思》一文，印證了此種感覺。吳對蔣經國的評價是，「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並非眾多學者所說的是『推動者』。他的貢獻，是他迅速移開了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個人獨裁。這是他對台灣民主化唯一的貢獻。」吳還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對蔣的評價，後者雖同樣將蔣視為台灣民主的推動者，可也認為蔣是一個「特務沙皇」，「躲在暗處行使權力，是領導階層中最令人恐懼的人物。對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的政治壓迫，他毫無歉意。」

在吳看來，蔣經國實際總管情治工作期間，正是台灣政治最恐怖的時期。有兩件事足以顯示蔣是民主的鎮壓者，一是他領導的特務機構監管軍人思想，並經常對社會中的「分歧聲音」發動文宣攻擊，其中攻擊最猛烈的是由雷震和胡適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二是蔣作為國民黨政權中至高的決策者，要對1978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負主責，他對那次民主運動進行了全面鎮壓，致使之後的幾年間，全島籠罩在高壓政治的恐怖氣氛中。

而蔣氏由一個民主的鎮壓者轉變為民主的妥協者繼而被譽為民主「推手」，時間不過十年，這乃是吳文將之稱為「迷思」的意思。吳認為是內外條件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第一個變化乃生自台灣內部，即民主運動受到蔣的鎮壓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為茁壯；第二個變化則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作為國民黨政權的保護者，對蔣鎮壓民主的行為非常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若蔣經國和國民黨不順應歷史大勢，繼續以更強大的力量、更嚴酷的方式壓制反對者，雖可讓政權取得短暫的安定，但也可能造成更大的對立和衝突。因此，在吳看來，內憂外患使得蔣其實是沒有太多選擇的，必須與民主妥協。

我認為吳乃德先生對所謂蔣經國迷思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來，若蔣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選擇武力，而不是作出妥協，國民黨就不可能有在政權輪替後的再次執政了。這是蔣經國的「聰明」之處，他挽救了國民黨。當然，蔣願意放棄個人獨裁，在歷史上的獨裁者裏，是個異數，就此而言，對他的評價高點，是可以的。

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以及蔣經國在歷史大勢面前所做出的妥協，再次說明，沒有風起雲湧的抗議運動，沒有一幫堅定的民主行動者，以及社會的壓力若不足夠大，內外環境若不惡化到無法收拾，要統治者自己去規劃推進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台灣民主對大陸有什麼值得學習的話，就在此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