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評論:理解中國的外交話語-趙楚 戰略學者

20140616
東網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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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國新任最高領導人步上上屆後塵,終於也實現了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工作會晤。近20年來,中國執政黨意識到蘇東事變後,美國已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其力量的巨大是無疑的,而其借單極霸權以推行美國設計的全球秩序的熱情是高漲的,因此,穩定與美國的關係是維持中國體制的基本外部條件。而在中國方面的設計裏,推進與美國關係的一個指標是學習歐美外交的經驗,建立與美國元首的私人交往圈。這是中國不遺餘力和不計代價要讓最高領導人進入美國總統農莊及私人度假地的原因。
中國希望穩定和推進中美關係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原因,經濟的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13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據中國商務部數據,作為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僅次於墨西哥),2013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已經達到創記錄的5210億美元,此外,至2013年底,中美雙向投資額累計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同時,中國也是美國的最大進口貨物來源地。按照中國執政黨30年來的政治學邏輯,這種蓬勃的經濟來往本身也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價值,因為,兩國經濟的嵌入和綁定使美國在戰略上不能對華採取類似顛覆前蘇聯的國家政策,同時,與美國經濟的密切往來也使得經濟發展獲得定海之錨,經濟發展勢頭也是內部權力正當性的主要基礎。
在這種正經雙向考量之下,中美關係近年在戰略上展現了很好的發展勢頭,2011年以來,兩國戰略對話,即過去分別由軍事國防部門和經濟外交部門進行的對話合併為統一的兩國戰略對話機制,在這一機制下,兩國高層政經軍高層交往制度化了。這樣的對話氛圍使得兩國在許多熱點國際重大議題上再沒有出現科索沃時期的直接爭吵。這些正面的發展經常為中美雙方所肯定,也為全球中國政策觀察家提供有關中國對外政策的樂觀評估的證據。這些顯然並非虛構。
然而,與此同時,另一種現象卻不為外部世界所注意,那就是,自社交網絡興起以來,中國的國內宣傳和官方媒體觀點中,一種類似文革語言的對美話語也在逐漸興起,而且日益成為主要的對美話語,加速塑造著一種敵視和警惕美國的公眾意見氛圍。考慮到中國的媒體和輿論管制政策,這些反美的外交話語顯然是當局有意為之。這與對美推進交往的政策趨勢是完全南轅北轍的。
幾年來,經常在網絡上作出政權堅決捍衞者姿態的一些極左意見派別,從攻擊30年來的改革開放觀念為資本主義復闢,到最近直接在各地舉行杯葛他們認為的「漢奸」,「賣國學者」活動,他們在形式上已經完全復活了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揪鬥。而在執政黨的最高理論和政策發布平台上,從《求是》到《人民日報》,更遑論一貫對外採取義和團式好鬥態度的《環球時報》,文革式「興無滅資」意識形態戰爭硝煙已經非常濃厚。最新的報道稱,中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負責人已正式指控社科院被外部敵對勢力滲透了。這些新極左的「國際階級鬥爭」聲音配合連續的社會打壓舉措,使人們感到,從內部視角而言,中國新的政治路線已經重回楚河漢界的冷戰。
這內外兩種趨勢和發展都是真實的。要理解這種外表自我矛盾的內外政策詮釋,需要了解列寧主義的政策哲學,按照這一超級實用主義的哲學,因為無產階級革命自身代表無可懷疑的最高歷史正義,因而有權利採用一切超越基本政治倫理的政策作為,換言之,為實現「革命」目標,布爾什維克可以毫不猶豫地採用內外有別,各有所施的政策話語。就當前中國執政黨而言,特別是在1989以來的政治安全第一的根本考量之下,對外穩定對美關係及促進經濟交融,與對內加速反美限美措施,這正是同一目標之下必須的內外為用政策,一體兩面,缺一不可。這與歷史上抗戰時期的對重慶國府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對外強調大義,團結和求同存異,對內在加速整黨,加快純潔化步伐,為此不惜採用赤裸裸的清洗手段。列寧主義的政策本是自覺的絕對實用主義目的論,在此目的論之下,既然當前美國的存在已被視為生死存亡的外部因素,因此對之採取內外天差地別的兩套話語就成了絕對的必須。
據說,新一屆最高領導團隊上台伊始,就曾在內部嚴肅提出前蘇聯覆滅的千古之問:「寧無一個是男兒?」回顧歷史,人們不應忘記,在對抗前蘇聯全球霸權主義擴張的大劇中,赤色中國絕大部分時間內並不是蘇聯和蘇共的盟友,恰恰相反,那時的中國最後選擇了成為蘇聯的冷戰對手美國的重要夥伴,從而成為贏得冷戰陣營中的主要一員。因此,今日中國黨的浩歎不應理解為對前蘇聯覆滅的真正惋惜,而只是一種憑弔逝者自覺興發的自我警醒。因為這種以前蘇聯全球霸權地位繼承者自居的自我警醒解釋了近年來中國執政黨和社會擁躉之間興起的敵視美國風氣。這與其說是歷史反思的成果,不如說是對未來恐懼的折射。
中共歷史上奉行內外有別,內外議題隔絕的政策手段取得過巨大的成功,這種歷史成功其實也造成了一種很大的路徑依賴。問題在於,這種政策的限度在於,過去的應用畢竟只是在相對封閉的鬥爭領域內,而今日執行的環境則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嶄新時代。內外環境的變化給這種政策帶來的挑戰是執政者尚無自覺的。換言之,在全球幾乎同步直播的社交網絡環境下,以及在今日單極霸權國家的外交博弈中,採取這種貌似游刃有餘的雙面政策,執政黨面臨最大的風險是:這種內部的敵視很快會變成如所周知的自身國際公共形象,本來可控的所謂內部聲音也將迅速轉變為真實的外部認知,從而成為一種負面自我實現(self-fulfiling)的政策。自我防禦性的敵視政策很可能變為真實的外部戰略猜疑,繼而變為真實的對抗,而這種對抗本來卻是這種雙面政策所要竭力避免的。
即使從內部來說,由於信息的傳播和社會的自覺,政權的軟實力基礎,無論在公信還是製度化兩個方面都喪失殆盡,因此,這種重複歷史故伎的做法除了進一步激化本已沸騰的內部撕裂,並無其他正面效應。以今日歷史知識的傳播和社會意識而言,赤色意識形態話語無疑是執政黨本應擺脫的一種負面歷史資產,而權力和資本高度壟斷化的執政者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絕對平等主義和民粹主義旗幟,其玩火自焚的危險是自然極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