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壤當歌:香港的本土化狙擊-項小凱 獨立專欄作者

201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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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本土主義還是一個相當新鮮的概念。圖為前年大批市民聚集在政府總部外參加反國教集會的情況。
時值「八九」25周年之際,香港2014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人數再創歷史新高。據香港警方公布,集會人數約為10萬人,而主辦方公布的數字則為18萬,二者數字均大幅超過去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今年維園大會的主題,不再包含「愛國」的字眼。據報道,導致這一變化有兩個原因。其一, 「天安門母親」 丁子霖,認為「愛國」一詞已被當局劫持污染,因而反對繼續使用。其二,是由於香港本土主義異軍突起,拒絕在「愛國」的旗幟下參加集會,因此維園集會的組織者支聯會,不得不考慮折衷退讓。
實際上,就在六四當天,香港幾千名本土派人士,在尖沙咀也另行舉行聚會,並且以更鮮明的「本土、民主、反共」口號,作為集會的主題。
香港的本土主義,有其自身的淵源。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統治期間(其中三年多為日佔時期),儘管香港長期以殖民地身份存在,但由於英帝國對於殖民地,也同樣採取了普通法治理方式,因此香港得以將中式的傳統文化,與英式的普通法體系接洽起來,從而產生了一種特有的融合式社會形態。
法律體系的差別影響巨大。中國具有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並且在1949年以後,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共產極權時期。在中國,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已經深入骨髓。當下中國並不具備真正的法治秩序,法律更多的只是為了適應市場機制的需要,而作為權力體系的衍生之物而存在。中國的法律,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權力的意志,這是中國社會秩序的鐵則之一。而敢於挑戰這一鐵則的一些中國維權律師,在近期的一系列打壓中,基本已經全軍覆沒。
實行普通法系的地方,如英國美國,比實行大陸法系的國家,如法國日本,其地方自治的程度要高得多。這主要是因為,普通法系,更多地是從傳統秩序與社會共識中汲取法律權威,而大陸法系條文,則必須依附於中央政權的權威,才能在社會中得以貫徹實行。
嚴格說來,中國這種新極權下的法律體系,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大陸法系,但其法律依附於政權權威的性質,卻更為甚之。而在新極權下,的這種超強中央權威的權力分配格局,也就使得地方自治一說,根本無從談起。
而對於亞洲唯一實行普通法系的香港來說,中央權威,並不構成對社會治理的任何必要條件。毋寧說,由於二者在治理邏輯上的根本差異,來自中央的過多干涉,反而會增加香港地方治理的困擾與負擔。
同時,經過一個多半世紀的平行發展,香港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成熟度方面,也遠超過內陸水平。種種差異,顯然會增加雙方相互身份認同的難度。
而在主權切換的十多年後,香港也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據統計,香港的堅尼系數持續加大,至今已高達0.53,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而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發布排名,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按照從最自由到最不自由的百分位排序,已經從2002的順位13%,暴跌到2014年的34%。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正在感受到一個貧富分化加劇、言論自由漸失的香港。
在歷史上,本土主義的興起,往往會成為重大社會運動的先導與動因。19世紀30年代開始,大量歐洲天主教徒,移民到美國北部,與本地的新教徒社區的衝突趨於激化。本土美國人發動起「一無所知運動」(Know Nothing Movement),並形成國家政黨「一無所知黨」,強調代表本土美國人的利益。
在50年代後期,美國奴隸制度的存廢問題迅速升級。在此影響之下,「一無所知運動」隨之分解,並與廢奴運動融合,其成員也大量被新興政黨共和黨所吸收,並成為支持林肯總統政權的重要草根力量。
台灣在80年代,由於經濟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等種種原因,同時作為對外來政權國民黨的一種對抗,本土主義勃然而起,並與獨立訴求相互交織,成為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因素。本土主義、獨立主義、民主主義,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一體三面,而當時新興的政黨民進黨,也正是這三種力量的融合體。
在最近的烏克蘭廣場革命中,同樣可以觀察到本土主義的巨大影響。在烏克蘭的西部地區,由於傳統的親歐意識,以及與東部俄語地帶的語言文化的差異,致使形成了一種抵制斯拉夫主義的強烈本土情緒。這種本土主義意識,成為激勵眾多烏克蘭人,在基輔廣場與親俄政權對抗的巨大精神動力。
在本質上,本土主義是基於小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從而形成一種自我差異化的「小民族主義」。在某些情況下,本土主義可以成為強有力的凝聚性與動員性因素。在美國,「一無所知運動」,成為廢奴主義與廢奴戰爭的天然召集人,而在台灣與烏克蘭,各自的本土主義,成為狙擊威權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強大意識形態力量。
不過,本土主義根植於本土人的自我差異意識,其本身並不是一種完整的政治理念,同時也缺乏對社會前景的引導能力。只有在與更為成熟的政治實體結合之後,本土主義的動能,才能被納入推動政治變革的軌道。在美國,共和黨成功地把「一無所知運動」,吸收為自身力量,而在台灣,民進黨借助本土化運動,主導了民主化轉型。
但在烏克蘭,儘管相對於其他的前蘇聯成員國,其公民社會力量可謂強大,但是由於長期缺失一個成熟有效的政黨,這種本土主義的能量,還未能有效融入到進一步推動烏克蘭變革的進程中去。
香港的本土主義,對於很多外界人來說,還是一個相當新鮮的概念。在目前的這種大背景下,這一趨勢,恐怕還將愈演愈烈。香港的本土主義,能夠走多遠,最終會走向何處,這些都是非常富有意義的探討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