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談國是：新極權體制下不存在改革的可能-莫之許 獨立評論人

周永康這隻大老虎終於在「國際老虎日」被公開拿下，儘管劇情早已揭曉，仍引來無數議論：許多人認為，周永康與維穩體制剛性強化有莫大關係，期待隨著周的倒台，而有所改變；也有人提出「破權貴，除惡政，立憲政」的三部曲，將打老虎與改革遐想聯繫到了一起。凡此種種，無不將周永康的倒台賦予了某種路線含義，而非僅僅是一場權力鬥爭。類似的思維其實相當普遍，兩年前薄熙來倒台前後，也有人將重慶模式比作文革重來，也一度對薄的倒台寄予了改革的期待，諷刺的是，迎來的卻可謂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趙楚語）。如此期待或思維的一再出現，其實是某種過往思維的殘留或迴響，同時也是對現有新極權體制認知不足的產物。

現有的新極權體制，既與包括前30年來的專政實踐相聯繫，又在後30年的所謂改革實踐中逐步發展變化，在其發端之初，圍繞如何展開改革，確有所謂路線鬥爭，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對此曾加以挖掘，而在包括鄧力群、李鵬和趙紫陽的回憶錄中，人們也都能窺見其中交鋒。交鋒的主角，一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所謂改革派，既主張推動改革開放，但同時又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一是陳雲為首的保守派，更強調國家要繼續保持對經濟乃至社會的全面控制。改革派與保守派，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共識是都要維持專政體制，分歧則在於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改革派主張放的多一些，改的快一些，保守派則認為要放的少一些，步子小一些。

根據陳子明先生的分析，在掌權的兩派之外，同在體制內，但相對隱蔽和邊緣還有兩派，一為更左傾的文革派，一為改革後因思想解放等等而興起的自由派。自由派與改革派一樣，主張加快改革進程，但自由派所期待的進一步自由化乃至民主化改革，並不為改革派所支持，不僅鄧小平如此，即使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也並無這樣的遠期圖景，而仍為專政的堅持者。許多人至今仍認為1980年代有所謂改革共識，如果從加快改革這一點來說，或許成立，但從終結目標而言，則並無事實之支持，更多是一廂情願的虛構。1989年學生運動的興起及悲劇結局，顯示出改革派與自由派的根本分歧，最終，以暴力以及事後清洗的方式，自由派或出走體制，或流亡海外，即使留在體制內的，也被徹底邊緣化，自由派從根本上被體制清洗掉了。

1989悲劇事件以及隨後的蘇東巨變，促使統治者在兩方面作出應對，一方面，1989事件震驚了統治者，出於政權危機感，統治者對於自由化思潮和一切社會運動具有了更加深入的敵視和更加全面的警惕，這強化了統治者關於專政的共識，保守派關於強化國家控制的觀點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蘇東共產主義的潰敗，在很大程度上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匱乏和短缺有關，匱乏和短缺的普遍存在，不僅會招致民眾的反對，也會渙散體制內部的凝聚力，也因此，蘇東巨變使得統治者對於發展經濟進而鞏固統治有了更多的共識，改革派推進市場化以發展經濟的觀點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就這樣，1989事件在體制內部強化了維持專政，加強國家控制的共識，而蘇東潰敗則強化了推進市場化以及對外開放的共識，1980年代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在1989年後逐漸合流，形成了某種既要專政又要市場的體制主流共識。

隨著鄧小平南巡，這一合流後的共識逐步展開，「要反左，也要反右」，體現的也正是這樣一種思路，中共18大提出的所謂「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則可以看成是這一思路在20年後的提煉總結，同時也顯示出這一思路在近20年內的主流存在。具體而言，一方面，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國際接軌」等旗號之下，通過開發區、國企改革、加入WTO，支持民營經濟等措施，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格局初步形成，並因此帶來了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長，有效地避免了計劃時代的匱乏短缺。另一方面，通過分稅制、抓大放小、事業體制（教育、醫療、文化等部門）引入市場化機制等措施，體制又依舊保持了對於經濟核心部門和關鍵資源、對於社會領域的絕對控制，並增強了資源吸收能力，得以攫取到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並用於加強既有的控制體系。這一思路所逐漸形成的，是一種既容許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同時又保持了體制對於核心關鍵領域和資源全面控制的全新體制，或者如筆者所命名的市場新極權體制。

不能不說，迄今為止，市場新極權的運行基本達到了統治者的當初預期，經濟獲得了持續增長，避免了蘇東計劃體制下的匱乏短缺，經濟增長帶來的資源優勢，也強化了體制的控制力，維持了1989至今的相對穩定。同時，經濟發展還給予體制人員極大的福利改善，增強了體制人員的向心力。上述種種，既增強了統治者對於現行體制的信心，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三個自信」的提出，都顯示出了這種心態。

正因如此，市場新極權體制的運行，也使得所謂的路線鬥爭在體制內沒有了容身之地。從最高層以下的各級官員，其升遷過程與整個新極權體制的成長相始終，其地位、利益乃至榮譽，都與新極權體制共生共榮。即使是相對邊緣的教科文衞等事業單位，以及國有壟斷部門和公營事業單位，也都得益於新極權體制：為了維持體制對經濟核心資源和社會領域的全面控制，新極權體制既保留了各領域的壟斷性設置，又允許各部門引入市場化機制，給這些部門帶來了豐厚的收益，換取了相關人員對於現行體制的效忠。由於體制得以從經濟發展中源源不斷地攫取到大部分成果，促成了體制內部整體上的保守化心態，維護既有體製成為主流。所謂的三個自信，從字面上來看，來自於經濟發展給予體制的某種信心，而在其背後，則是整個體制基於利益的某種保守化心態。

當然，市場新極權體制並非沒有負面後果，與體制因利益而整體保守化相對應的，是民間日益升高的利益和權力訴求，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沿體制邊界的鴻溝和對立的加深。而與之相對應的，正是所謂的維穩體制。維穩體制是市場新極權邏輯的必然產物，也是維持其運行的核心機制。市場化必然帶來人員、資金、信息的廣泛流動，持續地對極權體制構成衝擊，體制則運用包括專政在內的一切手段對此加以回應和壓制。早期的「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或者「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求穩定」，都體現出了上述思路的核心內容，可以看作是維穩體制的形成。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新興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各種利益衝突日益加劇，對於既有體制的衝擊也隨之加大，體制的回應壓制力度也隨之升高，這使得維穩體制逐漸顯性化，日常化，剛性化，但是，這一變化與任何具體的個人無關，甚至與某一代集體領導也無關，而是1989年後逐漸完形的新極權體制的內在機制使然，當然也並不會隨著哪一個人的倒台就會有所改變。

在市場新極權的現實之下，體制內外的根本對立的升高及其未來走向，才是觀察和解讀當代中國的恰當角度，也是未來變革的核心動力。然而，在體制對批判性話語的壓制之下，相關的認知和表達被極大地壓制。取而代之的，則是某種依舊對體制內變革抱有期待的話語。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話語有其歷史繼承和延續：1989過後，曾經的自由派和文革派儘管被排斥，居於相當邊緣的存在，但殘留的話語努力一直未曾斷絕，如1998年度暢銷書《交鋒》中，就曾引用了文革派的若干萬言書的內容並加以批判，長期以來，《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等平台上，也一直殘留著相當的自由派話語，雙方都依舊期待能夠對體制主流產生影響，甚至幻想將現實進程導入自己的藍圖，只是在1989年後形成的市場新極權的體制主流共識之下，這些動作無不如泥牛入海，一無作用，自由派話語非但未能對於現實進程發揮任何作用，自身卻越來越成為體制的對立面而遭到壓制。

儘管如此，自由派話語在當下時代仍有著其頑強表達和相當的影響，薄熙來倒台前後的「警惕文革重來論」、當下因周永康倒台而產生的維穩反思論、期待進一步改革論，都顯示出自由派話語依舊試圖對當代問題作出自己的解釋，可是，在新極權體制的現實和邏輯之下，周永康的倒台，既不會對維穩體制產生絲毫影響，當然更不可能觸動到新極權體制本身，所有憑空而起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種空洞的迴聲。在新極權體制之下，不會有什麼體制內路線鬥爭，也不會有什麼自由化的改革，而只有體制與民間日甚一日的對立，只有體制的日趨保守化和強硬化，以及民間持續升高的不滿和日益浮現的抗爭擴大。或許，是到了拋棄對於體制內的變革期待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