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評論：從文明史角度認識鄧小平-鄧聿文 政治分析師

對當代中國歷史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鄧小平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

今天我們評價鄧小平，會像評價中共第一代領袖毛澤東一樣，產生很多分歧。這就需要我們盡可能跳出對一些具體事件的認知束縛。這當然不是說對具體事件的評價不重要，如六四，這是當代中國的一起重大事件，對鄧小平評價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就來自如何看待他對六四學生運動的鎮壓。但是，一來歷史距離越近，對具體事件的看法越會摻雜個人情感和色彩在內，二來歷史人物都免不了個人局限，所以，陷入對歷史人物的具體事件的糾結中，難於做到理性和客觀。

對鄧小平而言，從大歷史即文明史和中國現代化的角度去認知，可能會是一個好的視角。

鄧小平出生於110年前。那正是晚清末期，是中國皇權社會和帝制走向最終解體的前夜。傳統中國在有明一朝其實就在開始緩慢發生變化，一些類似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子已經出現，但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東西方文明以戰爭的形式相遇，特別是隨著甲午戰敗，這個老大帝國才被驅趕到近代文明的軌道上，開始真正的變革。可以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波，它以洋務運動為起點，中間經歷了晚晴的改良與革命之爭，繼而民國建立和五四運動，一直到國民黨政權對大陸的短暫統治，抗日救亡。這段歷史大約近百年，它是中華民族的一段苦難史，外侮與內亂交織，而從文明的角度看，則表現為儒家文化徹底臣服於西方文化，從西方尋求救國救民之真理，然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仍然沒有遭受大的破壞。

中國現代化的第二波是共產中國的建立，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時間跨度約30年。中國結束了外侮的歷史，但國際環境仍然險惡。由於急於趕超，徹底擺脫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認知和命運，以及實現領導人心目中純而又純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中國在這一階段文明的選擇上，倒向了蘇聯，全盤借鑒和接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制因子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以計劃機制、國有企業、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城鄉隔離以及權力壟斷為特徵。在文化上，表面是要打碎和破壞一切舊的傳統文化，包括資本主義文化，實際上是以另一種形式複闢了傳統文化最腐朽的部分，即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和血統論。文革是它登峰造極的表現形式。這段歷史可以說是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過程中走過的彎路，是一種以現代形式的對現代文明的背離。

現代化的第三波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啟的改革開放，至今也走過了30多年。這一段歷史以改革開放和社會走向正道為標誌，用中共的語言說，改革開放是它最鮮明的時代特徵，這是對前一段歷史的糾錯，是對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拋棄。將過去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舊制度和舊體制，主要是計劃體制打破，引入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打開封閉的國門，向西方世界開放。從文明史的角度看，這段歷史雖然強調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但引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式，與西方文明接軌，致使西方的知識和文化得以廣泛傳播。自由和人權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護。

鄧小平參與了中國現代化這三個階段的大部分，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但在每波現代化中，角色和所起作用不同。在第一波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跟隨者」；在第二波中，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到了第三波，則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決策者和設計者。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如果可說是貢獻的話——主要表現在第三階段。

具體而言，他做出了三方面的貢獻：一是撥亂反正，二是減貧，三是引入了市場機制，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先說第一方面。撥亂反正不但指的是解放了當時被打倒的一大批中共老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更指的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恢復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在文革發展到極致的階級鬥爭為綱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從此中國告別了以階級鬥爭掛帥的歷史，走向了務實的以經濟建設為主的發展道路。從文明史的角度看，就是將中國帶入了一個正常的發展道路，國家步入正軌。

減貧是撥亂反正和推進經濟建設的結果。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餘年，貧困人口從改革前的6億多（當時的總人口是8億）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萬——按照中國自己的減貧標準——這是人類減貧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貢獻。這個功勞很大程度上也要歸於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主的發展道路。

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的又一貢獻。沒有對市場機制的承認和引入，就不可能有中國快速的發展，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減貧成就。新舊時代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市場。承不承認市場的作用，並讓市場發揮它的作用，決定著社會能否擺脫貧困和走向現代化。就此而言，市場是通向富裕和繁榮之路，也是通向民主和自由，擺脫奴役之路。沒有市場，不可能發展出現代意義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市場還具有文明史的意義，而不單純只是個經濟問題。

鄧小平使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的發展正軌，和人類的主流文明，即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相擁抱，這是衡量一個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具有現代性的幾個最重要的標準。儘管中國距此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但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不管如何反覆，中國終究不可能重回改革開放前閉關鎖國，與人類普世文明相拒斥的狀態。

我始終堅信，每個國家的現代化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且這幾個目標的內涵在每個國家也是相通的，但實現這個目標的形式和途徑則必須根據本國國情去闖去試，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國土廣大、人口眾多、內部差異很大的國家來說，更不能脫離本國歷史和國情，在這一點上，是有路徑依賴的。這也是中國在百多年現代化中會有反覆，走過很多彎路的原因。

理論上說，人類的歷史不止一條發展道路，否則，歷史也太單調和灰暗了。從歷史本身來考察，不同文明也曾開創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故目前西方的發展道路和西式文明不會是歷史的終結。但歷史會殊途同歸，不同的河流最終要匯集同一個方向，同一個海洋。因此，作為一個相對獨特的文明體，中國要想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必須在西方道路之外，開闢出另一條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的道路出來，這不是要中國另搞一套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的標準，但是中國可以在同一標準下，以不同的方式來實現之，如果中國走通了，這條道路就具有普世的實踐意義和文明史的價值，合乎歷史發展的多樣式。

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由鄧小平開闢的發展道路——應該這樣來理解，它的價值和生命力，就在於能否為我們提供高質量的自由和民主。

鄧小平是中國第三波現代化的主要奠基者。目前這波現代化還在發展中，中共也在艱難探索中，這條不同於西式的發展道路是否走得通，現在下判斷言之過早。眼下，第三波現代化已經進入了它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即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階段。要實現這個階段的改革目標，唯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賦予社會和市場更多的自由、民主、法治權重。這也是鄧小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