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談國是：對鄧小平不同評價的背後-莫之許 獨立評論人

2014年8月23日，是鄧小平的110周年誕辰。CCTV為此推出了《鄧小平在轉折年代》的大型電視連續劇，習近平在紀念大會上也發表了長篇大論，一時間，大陸媒體和社交平台上充斥著對於鄧小平及其改革的各種評價。

官方與民間有深刻分歧不難理解，針對官方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調評價，民間的反駁認為，所謂改革開放的內容，早就存在於1949年之前，且所有這些，本就是民眾固有之權利，鄧小平作為前30年的中共核心領導人，曾是剝奪之主角，縱使後來有所改進，猶有不足，功也未必能抵過，何來高調之評價？如喬木先生就認為，「改革開放就是回到中國原來就有、國外持續存在的發展模式。政府只要減少控制就行，談不上什麼設計，頂多是對民國經濟模式的傳承，對國外的模仿。與其說鄧小平是偉大的設計者，不如說是心懷愧疚的還債者」。

不過，針對鄧及其改革的評價分歧，並不僅限於官方與民間，在自由派之中，也有相當深刻的分歧。具有很高德望的茅于軾先生如此評價鄧小平及其改革：「我覺得鄧小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貢獻，就是讓中國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道路。這對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關係重大，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天的成績，這是總的評價」，「經歷過文革，才知道鄧小平有多重要」。對此，社交平台上也頗有不同意見，這當中，首先是對鄧小平鎮壓八九學運的非議，仔細分析，則不難看出其中包含了對於改革本身的不同評價。

在自由派的觀念當中，改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正面詞彙，受到積極的評價。這種積極評價，首先是對改革所獲得的事實上的成就的肯定，經過改革開放，數以億計的民眾擺脫了絕對貧困，總體而言，民眾在人身自由，經濟福利和文化消費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於茅老先生這樣的老人，通過對比前後30年，尤其容易從相對進步的角度對改革開放持積極評價。此外，改革作為一個正面詞彙，還意味著對於未來的積極想像，在自由派內部，改革不僅在經濟成就的意義上被肯定，同時也被看作是通往包括政治制度變革在內的整體轉型的前奏或者有利條件，而被加以肯定。換言之，對鄧小平的評價的分歧，更多地體現了對於改革本身的評價分歧。對於鄧小平及其改革的當下分歧，其實反映了自由派內部對於現狀及未來想像的某種分歧。

自由派對改革的積極評價，首先是將其看作是整體轉型的前奏。有別於官方的是，自由派認為，改革不僅包括經濟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包含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內的整體轉型。自由派曾廣泛認為，1980年代存在所謂的改革共識，如1988年中共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內容，即是其具體反映。即使在1989年的悲劇性事件之後，自由派仍未放棄這一根本前提，一方面，自由派認為，是學運的激進導致了悲劇事件，破壞了上述改革進程，令人惋惜，也由此對1989學運持相對消極的評價；另一方面，自由派則認為，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改革滯後，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長，但也帶來了貧富懸殊的擴大、腐敗的湧現，以及利益集團的壯大等負面問題，而解決之道，則是需要回到改革共識，重啟政治改革，並最終通過開啟包含政改在內的新改革進程，既解決當下的問題，並實現漸進轉型。即使到了今天，這樣的論述也隨處可見。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對於改革的積極評價也就難以避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經過了1989年悲劇性事件，對鄧小平本人的評價也依舊有積極的一面。但是，曾經存在改革共識與重啟政治改革的主流論述。近年來遭遇到泛自由派內部越來越多的質疑。首先，從邏輯而言，1989年的悲劇性事件，正是對改革共識的否定，如果真有所謂的共識，何勞坦克上街？

其次，從事實層面，近年來，楊繼繩等當代史學家的著作，趙紫陽、李鵬、鄧力群、杜導正等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鮑彤、吳偉等參與者的文章，都一再說明，無論在體制內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還是上述兩派所共同組成的體制主流和自由派之間，都存在在廣泛的分歧乃至鬥爭，並因此埋下了1989年悲劇事件的伏筆。諸多事實表明，不僅改革的最大靠山鄧小平本人從無由經濟改革推進到自由化政治改革，進而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絲毫想法，即使是被認為是改革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同樣也未曾有過類似設想，由經濟改革到自由化政治改革，進而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漸進圖景所構成的1980年代改革共識，基本是自由派人士面壁虛構的一廂情願。

最後，一旦曾經存在改革共識這一前提被顛覆，所謂的重啟改革就成為了無源之水，既然從來就沒有過包括政改乃至整體轉型在內的改革共識，那麼，改革其實只是專政體制為了延續其統治而進行的自我修補，而無論是1989年的悲劇事件還是當下的權利現狀都表明，從來就不存在指向自由化的改革本身，與這種質疑相伴隨，「改革已死」的斷言開始流行，改革的正面形象也開始悄然崩塌。

不過，仍有相當多的自由派人士並未放棄對於改革的肯定：即使從主觀而言，體制並無通過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意圖，但客觀而論，經濟改革又確實為政治改革，又或者說為包含政治體制在內的漸進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這一論述看來，經濟改革帶來了若干有利於漸進轉型的有利條件：為推進有限市場化，官方容忍了親市場的自由派話語，主動推進法制進程，在社會管理上也有推進村民自治，有限放開特定領域的NGO，等等。相當多的自由派人士認為，有限市場化及其成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同時也積累了有利於漸進轉型的社會基礎，只要體制能夠順應這一趨勢，民間也就能夠加以推進，從而在所謂良性互動之下，實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平穩轉型。不難看出，這一論述仍是上述重啟改革思路的某種變形，但對於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後果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但無論如何，從這一論述出發，依舊對於改革本身持有相對正面的評價。

然而，這一論述在自由派內部也同樣未能避免質疑。有限市場化確實帶來了上述後果，也帶來了若干社會發育的雛形，但在另一方面，針對有限市場化及其社會後果，體制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體制不僅保留了對於核心經濟領域和資源的控制，同時，在引入市場化機制的同時，保留了教科文衛等事業單位，以實現對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的直接控制，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經濟成果，則被體制用於強化社會管理，推出了剛性維穩乃至網格化維穩體制，換言之，有限市場化改革並未帶來體制的根本性變化，而是確立了一種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得益於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經濟成果，這一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正處於其巔峰時期，中共18大所提出的「三個自信」和「兩個100年」的目標，以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宣示，既顯示出市場新極權體制長期存續的意圖，同時也展現了市場新極權體制進一步強化社會控制的長期趨勢。

隨著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的確立，體制不僅繼續維持了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依靠更為豐富的資源和更為多樣的手段，將一切有形的異議反對壓制於萌芽狀態，同時，對有限化市場改革所帶來的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和自由化話語的傳播等後果，也持越來越警惕和越來越防範的立場，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體制不僅通過兩新黨建等方式直接介入，同時展開網絡清理，以奪回意識形態主動權。而針對異議反對和維權抗爭，也持越來越不容忍的態度擴大打擊，也因此，市場新極權體制的確立和擴張，事實上打破了所謂改革有利於良性互動進而促進漸進轉型的幻覺。

在市場新極權的現實之下，所謂改革有利於良性互動進而通往漸進轉型的論述，隨之在自由派內部也遭遇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其說改革帶來了有利於良性互動和漸進轉型的條件，不如說改革增強了體制的韌性，提高了新極權體制的存續能力。由此，改革本身遭遇到了某種根本性的否定，在自由派內部的一些人士那裏，改革從積極評價的正面詞彙，悄然變為了一種負面評價的消極詞彙，對於鄧小平本人的評價，也隨之從「開放有功、開槍有罪」這樣的兩分法，走向了更具批判性的評價。從這一角度，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茅老先生等人對於鄧小平及其改革的積極評價，會在當下遭遇到如此多的激烈反對。

從否定曾經存在包含政改在內的改革共識出發，到否定所謂重啟改革的可能，再到質疑改革有利於漸進轉型，直到針對市場新極權體制而對改革本身也持負面評價，泛自由派內部針對改革本身的評價的分歧，已然改變了當下的思潮版圖，如果說對毛澤東及其革命的評價，是當代中國最深刻的一道鴻溝，如今，對鄧小平及其改革的評價，也越來越成為泛自由派內部最深刻的一道鴻溝，這既是當代中國社會進程的曲折反映，也預示了對於未來路徑的不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