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煥視界：當代中國人為何有高智商而沒有大智慧-童大煥 獨立學者

在收集研究了130個國家的智商測試後，英國一位研究人種智商的學者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他們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為105，明顯高於歐洲人和其他的人種。得出這一結論的專家是英國阿爾斯特大學名譽教授理查德•林恩。他的這一結論是否可信？

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為105。而之後排位是歐洲人（100），愛斯基摩人（91），東南亞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諸島土著居民（85），南亞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亞原著民（62）。而人種智商最低地區是南非沙漠高原的叢林人和剛果雨林地區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為54。

林恩教授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也進行了研究。他認為，造成人種智商差異的原因主要是生存環境的影響和基因的突變。他首先注意到了加州大學研究腦量進化的專家傑里森的觀點：在物種進化的過程中，物種的智力進化受到了環境的重要影響，這也是物競天擇的一種體現。動物們要想在惡劣的環境中成為倖存者，就必須進化出足夠大的腦容量，這樣它們通過視覺、聽覺和嗅覺得到的信息才能在大腦中進行充分的分析。林恩教授認為，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人類的進化。在對諸多的數據分析後，林恩教授指出，寒冷的氣候讓人類得到了更大的腦容量。比如東亞人的平均腦容量為1416cc，歐洲人的平均腦容量為1367cc，而撒哈拉地區非洲人的平均腦容量則為1282cc。

當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後，很多人提出了質疑。

既然東亞人擁有高於歐洲及美國人的智商，為什麼歐洲人在科學技術研究和發明上要比東亞人更勝一籌。林恩教授認為這是由於東亞人在性格上比歐洲人更循規蹈矩，所以在發明創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並不能證明東亞人的智商低於歐洲人。林恩教授還提出，聰明的東亞人現在遍布在世界各地，而他們在各個科學領域的參與和成績也越來越突出。

其次，既然寒冷的氣候讓人類進化出最大的腦容量，並獲得高智商，為什麼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愛斯基摩人卻是個例外。林恩教授用基因突變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進化的過程中，他們帶著能夠進化出高智商的基因。而這種基因在人口發展快、英才人口眾多的地區得到進化的機會就更多。而在寒冷的地區，低智商的人類逐漸被淘汰，高智商的人類成為倖存者。愛斯基摩人的總人口只有5.5萬人，很明顯，控制智商的基因突變成高智商基因的機會也就少於歐亞人。

我查了一下，這篇報道2006年4月6日發表在《北京科技報》，此後被不斷引用。尤其是談到中國創新能力的時候，每每又拿出這個來說事。美國《商業周刊》全球最具創業企業前50名，美國35家公司上榜，日本4家韓國2家，智商和日韓不相上下的中國0家，更別說朝鮮了。

於是人們知道，有天生的智商是遠遠不夠的，要看後天的智商如何使用、用在哪裏。有人把中國人高智商卻缺乏創造性歸結於讀書少。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2年我國18至70周歲國民圖書閱讀率為54.9%，人均紙質圖書的閱讀量為4.39本，遠低於韓日兩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全世界每年閱讀書籍數量排名第一的是猶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讀書64本。而中國13億人口，扣除教科書，平均每人一年讀書1本都不到。在問及受訪者不讀書的原因時，獲選率最高的選項是「工作忙，沒時間」(42.8%)，其次是「沒有讀書習慣」(35.8%)。其他選擇較多的選項還有：看電視多、不知道讀什麼、找不到感興趣的書等。

據了解，世界上最愛讀書的國家之一是以色列，雖然該國圖書的價格非常昂貴，普通以色列人對購買圖書卻十分慷慨。這個在1948年宣布獨立、2014年1月人口才超過813萬的國家，是世界人均擁有圖書最多的國家。正因為如此，這個人口稀少、建國時間很短的國家，至今已經擁有了8位諾貝爾獎得主。但中國人口是以色列的175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似乎一共只有3位諾獎得主，其中兩個文學獎一個和平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得獎人次為零。

但是，林恩的基因突變論只強調了自然環境對基因的影響，中國人不讀書論也不足以解釋為什麼當代中國人有智商而沒有智慧（這裏做個簡要區分：智商是指天生好用的大腦，智慧是指後天在人類文明進步和財富創造與積累等方面的傑出表現），以我個人的觀察看，不少中國人是越讀越傻，投機鑽營的小聰明蓋過了大智若愚的大智慧，反而不如沒有讀過書的一些人以天真直抵真知。中國人不缺乏智慧，但是在愚民和洗腦教育中形成的逆淘汰，使那些有智慧卻沒有接受科班教育的人們普遍失去了晉升主流社會的許多機會。也就是說，能夠進入主流社會的人們被一路的洗腦教育教傻了，而另一些還保持天真與真知的人們則往往被主流教育設置的各種門檻擋住了進入主流社會的通道。

林恩研究強調了智商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卻嚴重忽視了社會的制度和文化軟環境對智商運用的方向和智商能力釋放之間的關係。而後者可能更為根本。從全球狀況來看，與當代中國同理，決定一個國家智慧水平的，不是人的智商，而是決定「智慧能不能發展和向何處發展」的制度與文化環境。人口學專家黃文政認為，族群平均智商與長期經濟發展水平有最顯著的關係。我則認為長期的制度文化習慣和思維方式對智慧生長有根本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從長期的不良制度和文化下浸潤的中國文化人格，極大地限制了國人的心靈和視野，是當代中國人高智商而低智慧的根本原因。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深入骨髓的政治掛帥和百變不離其宗的計劃思維與管制下，當代中國鮮有真正的完全獨立、自由、自主的個體。而個體自由是一切智慧和創造力迸發的前提條件。一切集體都是消滅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烏合之眾。這方面，我將另有專文論述。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政治家推動的社會變革深刻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甚至是最私密的性生活。政治和權力失控導致了個體私域內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全面萎縮。即使在經濟崩潰背景下被迫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發改委也仍然是換了一個馬甲的國家計劃委。

其次，是階級鬥爭教育毀滅了幾代人的心智，仇恨和陰謀論蒙蔽了幾代人的眼睛和心靈。雖然我們早已宣布，在一系列「撥亂反正」中，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就是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1985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過一段這樣的話：「多少年來我們吃了一個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極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但是，由於階級鬥爭教育沒有根本上從我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學模式中刪除，30年過去，階級鬥爭理念仍然在中國大陸深入人心和骨髓，朝野上下，都有階級鬥爭理論的極大擁躉群體。雖然他們二者分明是各懷鬼胎：在野者的失意者希望藉此理論推倒重來，在朝的得意者希望藉此理論維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後者的實質，就是不經獨立的法院程序，先劃分敵我，未審先判——「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時至2014年，作為國家最高智囊即「思想庫」的、歷史上的翰林院、當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其院長王偉光不是還在鼓吹階級鬥爭理論嗎？

在階級鬥爭理論下，整個社會尤其是讀過半桶子教科書的小知識階層，瀰漫著揮之不去的受害者和怨婦心態，埋怨和仇恨成為這個時代主流話語裏的主旋律，哪有心思來思考社會的自發秩序、和諧構建與自由合作？反倒是在社會中下層，在沉默的大多數裏，不乏埋頭苦幹的人。但如前所述，他們也許沒有主流文憑，進而失去了進入主流社會的通行證，因此不能掌握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

其三，迷失於階級鬥爭理論的人們，必然迷失在權力鬥爭和陰謀論的權術中不能自拔，視獨立思考和自然、社會發展規律為無物。權力崇拜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拜物教。不思考約束權力而是削尖腦袋去巴結權力、迎合權力風向的時代，必然也給權力為所欲為留下了最大的施展空間。掌握權力的人可以隨心所欲折騰政治折騰經濟折騰教育折騰文化，這種情況下，你能有一張安靜的書桌有一個安靜的心靈有一顆獨立思考的腦袋嗎？

與此同時，無視自然和社會規律的權力自負，必然迎來一次又一次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無情報復，進而導致國家和社會治理不斷被迫反復折騰，不斷翻烙餅。治大國如烹小鮮，不能翻來覆去，否則必成稀泥，亂成一鍋粥！這，也是一種內耗型政治。

其四，也是緣於鬥爭思維下的權力迷信，中國人陷於關係網和內鬥中不能自拔。三人行必有小關係小圈子。小單位有小範圍的小圈子，大範圍有大範圍的結黨營私。崇尚並努力踐行個人奮鬥的，遠遠少於走後門拉關係抱團取暖的。而關係網文化，本質上是一個追求群體認同高於追求個人獨立思考和獨立創造的文化，是保守遠高於創新的文化，也是一種自甘墮落的內耗型文化。

鑑於以上幾大原因，當代中國人貌似智商很高，實則缺乏智慧；貌似對權力風向異常敏感，其實是無頭蒼蠅四處亂撞；貌似在大至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小至小群體關係網的群體認同中獲得安全感，實則是缺乏個體獨立和自由能力的一盤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