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言說: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沒成功?-木然 遼寧師範大學教授

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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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儘管對個人崇拜具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卻仍然主張在天安門城樓掛毛澤東的像。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無疑做出了重大貢獻,鄧小平會因此載入史冊。但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敗的,這體現了他本人的局限。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沒有成功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對極權體制認識的具有局限性。文革是極權主義導致的結果。極權主義是一個現代概念,它不是專制的頂峰,用薩托利的話來說,極權主義是一個「指過去沒有名稱的現象的新名詞」,新政治現象。極權主義的實質「是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是指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阿倫特在分析德國和蘇聯的極權主義起源及其發展變化時,也觀察過中國政治現象。她通過中國政治的發展苗頭預測了中國具有成為極權主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中國文革的發生,證明了阿倫特判斷的正確性。但是,鄧小平則認為毛澤東體制只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這種高度集權體制是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不承認毛澤東的體制是專制體制,更不會認識到毛澤東體制不是專制體制的復活,而是現代政治新現象,是極權主義在中國的再現。他只是說毛澤東時期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家長制、一言堂盛行。對毛澤東體制訂性的不準確,必然使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不徹底,也就不可能對毛澤東極權主義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和徹底清算,不可能建設憲政民主。
第二,對毛澤東反思的局限性。毛澤東建立了極權主義體制,極權主義體製造就了毛澤東。當時極權主義者們及其群眾都把毛澤東思想稱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讓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在毛澤東的默許、認可和縱容下,林彪又搞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傳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的四個偉大的個人崇拜,從而把個人崇拜推向高潮,把毛澤東供奉為神。鄧小平儘管對個人崇拜具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卻仍然主張在天安門城樓掛毛澤東的像。這對鄧小平的直接影響在於,他不允許別人對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錯誤進行批判和反思,他又以強調中面要有權威的方式加強了他個人的權力,樹立他個人的權威。如果說當時蘇聯赫魯雪夫在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之後又樹立蘇聯人對赫魯雪夫崇拜,那麼鄧小平也同樣遵守了這一邏輯。這是極權主義體制的邏輯宿命和邏輯本能。極權主義體制不能缺少權威的個人,否則極權主義的聖火就會熄滅。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批判只停留在犯錯誤的層面上,並沒有把毛澤東放在在文革中犯罪的層面上認識。這就把毛澤東犯的罪與錯誤等同了,並通過錯誤掩蓋錯誤。鄧小平在把毛澤東犯的罪等同於犯錯誤的同時,還把毛澤東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從而為在思想上為毛澤東免責,達到為毛澤東辯護的目的。
第三,對極權主義體制後果認識具有局限性。極權主義的危害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社會都深受其害。必須通過經濟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思想自由根除極權主義的危害。應該說,鄧小平吸取了文革的教訓,強調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強調經濟上發展生產力,政治上發展民主。但是鄧小平卻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內在關聯,更沒有看到極權主義都是以社會主義面目出現的。正是極權主義以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才具有了更大的隱蔽性和虛偽性,極權主義與共同富裕具有邏輯上的共存共榮性。
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平等,是所有人都是奴隸的平等,而不是所有公民的平等。民主與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一方面不清除極權主義,另一方面又講民主,其結果必然是,民主是極權主義的民主,極權主義是民主的極權主義。民主與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相結合,必然產生民主的怪胎。因為對極權主義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才導致了政黨極權化、經濟自由有限化、文化一統化,人們的思想以通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反對普世價值的方式進行新一輪的不斷花樣翻新的控制。
第四,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具有局限性。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實踐檢驗標準的大討論,人們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經濟也因此得到了大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檢驗真理的範圍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並沒有展開,甚至受到強行壓制,禁止在政治思想上進行實踐是檢驗標準的大討論。這使得政治體制改革思想準備不足,理論準備不足,政治體制改革倉促上陣,倉促敗退,八九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
第五,經濟決定論思維具有局限性。鄧小平那一代人,都深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影響,經濟決定論思維難以改變。經濟決定論在當時人們都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具有時代的合理性和現實性。經濟發展僅僅是基礎,在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人們的政治地位和尊嚴就會提到首要議程上來。為了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政治發展沒有及時跟進,經濟的發展就會被政治發展的滯後所斷送。在鄧小平的影響下,其後的領導人一直強調經濟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追求經濟績效,追求政績GDP,結果卻是權錢結合,權貴腐敗,兩極分化,政治逐漸失去執政的合法性。
第六,既反「左」又反右的思路具有局限性。鄧小平一手抓反「左」,一手抓反右,主要是反「左」,因為「左」的危害大。但這種兩手抓戰略實質是人質思維,不是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是既保證右言論與行為的自由,又保證「左」的言論與行為的自由,讓右與「左」在自由的爭論中保持動態平衡,讓政府既能聽到「左」的聲音,也能聽到右的聲音。政府的責任在於保障「左」與右的言論自由。兩手抓的人治思維則是,右的聲音強大就壓制右,「左」的聲音強大就壓制「左」,從而助長人治,破壞法治,不利於法治建設,不利於思想的爭鳴與繁榮。
第七,不搞爭論具有局限性。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他的發明。鄧小平不搞爭論的目的,是想讓經濟發展走上快車道,讓市場成為經濟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其初衷是好的,結果卻有好有壞。好的是,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了,壞的是,市場經濟本來帶來的政治訴求得不到滿足。市場經濟要求憲政,要求有限政府,要求平等,要求競爭,要求法治,要求政治民主,要求政治走向現代化。現代的市場經濟不能與落後的極權政治並行,否則市場經濟就會變成權貴市場經濟、官僚市場經濟、紅二代市場經濟。現代的政治需要政治爭論,需要言論自由,需要思想自由,需要充分地表達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政治訴求。政治爭論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礎和前提,沒有政治上的健康良性的爭論,就不可能有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現代文明政治。且不搞爭論與實踐是檢驗真理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第八,既得利益思維具有局限性。鄧小平缺少現代政黨政治理念,鄧小平的改革主要是鞏固執政黨的地位為作先決性條件。縱觀世界政黨發展史,人們都會看到,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到目前為止,執政時間最長的執政黨也只有八十年左右,百年的執政黨還沒有出現。臺灣國民黨的臺上台下歷史也再一次表現。政黨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競爭政治。如果政黨失去監督,失去競爭,政黨內部就會僵化,就會失去活力,就會對人民的呼聲反映遲鈍。從執政黨的地位上考慮發展民主是有局限性的,從執政黨的地位著眼去考慮法治建設也具有嚴重的不足,從執政黨的地位去考慮發展經濟,也失去客觀公正理性。
應該充分吸取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不成功的經驗教訓,為後三十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思想基礎。政治體制改革是所有人的改革,所有人都應該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進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逆歷史潮流而動,必然是死路一條,而且會死得很慘。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會已經不多,時不待我。人民已經等不急了,人民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耐心,再不改革,必然會被人民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