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磨牙:學者,還是蝙蝠?-楊支柱 超生父親
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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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控制是中共黨國最常用的施政手段。
在中國大陸知名度遠高於段紀憲的另一個民國退伍大兵出身的海外學者是所謂歷史學家黃仁宇,他能把中共黨國的浮誇也當作中國大陸實現了現代化——「數目字管理」的證據,說什麼國民黨的數目字管理只到高層、共產黨的數目字管理到了基層。這就是他的書在大陸暢銷的原因。
其所以如此,乃是蔣介石及當日之國民黨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使中國獨立自主。毛澤東及中共則翻轉了農村基層。經過這樣的慘痛犧牲,歷史不能令人平白的浪費。即在輾轉反覆期間,亦仍有全民含默的共同意志(盧梭及黑格爾稱之為「公共意志」,generalwill或volontegenerale)在。即有如「文革」期間,雖一方面盲目地破壞,另一方面全民吃大鍋飯穿藍布襖,政府以低價向農民購取糧食,又以低價配與市民。於是兩端壓低工資,全部節食縮衣存積得一些國家資本,為鋼鐵增產的原動力,也是以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本錢。
上段文字引自網上流傳很廣的黃仁宇《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幾點看法》一文,文章註明摘自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9月北京第5版)一書。我不想費勁去查證原書了,因為我大約二十年前瀏覽過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大歷史》,當時黃仁宇的觀點給我留下的就是這樣的印象。譬如《中國大歷史》第二十章就有類似的話。
這段話充滿了「凡存在即合理」、「凡強權者所為都正確」的庸俗黑格爾主義色彩,彰顯了黃仁宇的蝙蝠人格。他能夠將作為法國大革命旗幟的盧梭「公意」思想歪曲成為被中國大陸學者庸俗化了的「黑格爾主義」,能夠把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也不得不否定的毛澤東的許多做法跟鄧小平改變這些做法的舉措一同贊美,能夠開「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先河,真讓人嘆為觀止。
當然,真正大批大批地餓死人的原因並非浮誇本身。如果從民到官、從下到上,都能靠浮誇過關,上交了百斤公糧可以上報為上交了萬斤而無人追查、百分之三的人參加人民公社可以彙報為百分之九十三而無人核實,那還會餓死人嗎?大量地餓死人,恰恰是因為虛報的數字被當真,被核查,或者被當作徵糧的依據。
指標控制是中共黨國最常用的施政手段,計劃經濟、計劃生命(不止是計劃生育,「鎮反」、「嚴打」槍斃人也是有指標要完成的,「礦難」及其他責任事故則要求死亡人數不得超標。)是其中最顯著的。黨國官員普遍對於這些攤派指標是極其重視的,只是因為指標無法完成或同級競爭的需要才會虛報。黃仁宇枉稱學者,居然把自上而下的指標攤派、落實的數目字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會計、統計的數目字管理混為一談,明擺著欺大陸學者普遍弱智、無良、投機的程度不亞於他自己。
從黃仁宇同時讚美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這一事實,我就判斷他必定會為中國大陸的強制計劃生育辯護。一查,果然。雖然黃仁宇未直接讚美強制計劃生育,但是當中國大陸因強制計劃生育血流成河的時候,他卻在自己的書中一再重複中共黨國認為必須在中國大陸實行強制計劃生育的那些「理由」。
中國之所以如此發展,不在於毛澤東具備所有美德而蔣介石付之闕如,也不在於美國干涉過多或過少。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土地稀少和人口過多,農地的不斷切割和農民的負債累累,更使情況雪上加霜。(《黃河青山》P4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06月第1版,下同)
表面上,中印兩國有許多共通點。兩國都長久維持獨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幾百年來都面臨人口過剩和普遍貧窮的問題……(《黃河青山》P464)
我自己從來不曾崇拜毛澤東,但我在美國住了數年後,終於從歷史角度了解這個(土改)運動的真實意義。考慮到中國土地稀少、人口過剩、農地不斷分割、過去的農民負債累累等諸多因素後,我實在無法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黃河青山》P477)
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入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衝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中國大歷史》P31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第1版)
黃仁宇甚至覺得3億中國人都太多了。
迄至1800年,中國的人口已接近或超過3億。無可懷疑的,在滿清前4個皇帝在位期間,他們所統轄的人口已經增加一倍。在這農業國家內,勞力即是資本,農業上的剩余很難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開拓的新地日漸稀少,這國家就不幸地落入馬爾薩斯的「慘淡的科學」範疇裡去。馬氏的人口論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只比乾隆去世早了10年。(《中國大歷史》P236)
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門第觀念超強,評價人才的通用標準是「只認衣衫不認人」,完全依據一個人從本科到研究生畢業的學校、發表論文的刊物、出版著作的出版社的「級別」來評價一個學者。何以像段紀憲、黃仁宇這種民國退伍大兵出身的學者卻大受追捧?這些民國退伍大兵出身的學者曾目睹其戰友們的累累白骨,逃台說明他們並未因為厭戰而背叛國民政府,何以成為學者後竟然如此熱心地幹起學術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服務的勾當?莫非他們本來就是「地下」共產黨人或雙重間諜?我看他們至少在心態上已經是非鳥非獸的蝙蝠。
段紀憲、黃仁宇這樣的人被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和媒體從業者廣泛推崇,本身也說明了今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人格甚至我們的「國民性」,已經發生了從非此即彼的賭徒到亦此亦彼的蝙蝠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