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悅人生：從佛教的消費觀看香港生活指數-寬運法師 香港西方寺住持
201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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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伏欲望，改變消費模式，才能解開消費的困惑。
近日人力資源顧問機構Mercer公佈全球生活成本（指數）最貴城市，香港由去年第三位，升上第二位，僅次於安哥拉；衣、食、住、行各方面成本貴絕全球。另據今年3月國際經濟研究機構「經濟學人智庫」（EIU）調查發現，貨幣升值及交通費上揚，令新加坡取代日本東京，成為全球131個城市中生活成本最昂貴的城市。香港爬升一級至第13位。
兩種說法雖然略有不同，但今日香港經濟不斷發展，現已成為世界高消費城市之一，卻是不容置疑之事實。隨著人們日漸富裕，因此，由「消費欲望」、「消費模式」與「消費行為」所引生的種種問題，就不得不加以重視了。
一、全球環境危機與消費模式
面對全球環境危機，如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提倡符合環保取向的價值觀，可說是走出人類困境的基本原則。我們不難發現，當代生活方式最大的特質就是「消費行為」，但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一樣，人類消費地球的資源呈現如此高速成長，以致於遠超出地球生態可承受的限制。《21世紀議程》（註1）指出，地球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不適當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導致環境惡化、貧困加劇和各國的發展失衡。因此，該議程建議各國更加重視消費問題，執行新的政策以鼓勵向適當的消費模式轉變。
因此，改變消費模式，是當今人類在追求環保和永續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主流的消費生活方式，是由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因而大量廢棄這樣的生活方式所支撐著；透過媒體廣告的擴大宣傳與購物的空間設計，人的需求不斷地被培養和操弄，購物已經變成了一種首要的文化活動，消費者想要透過自己所消費的物品，從而創造出個人的意義，如是消費永無止境，消費與需求的滿足永遠達不到平衡。
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消費必須要配合並迎合消費者的欲望，而在後現代資本主義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形態中，人們註定要永遠在欲望中，使用消費品和消費經驗；沒有消費能力，將成為內心不滿的來源；可是過度的消費，卻也沒增加消費者的幸福。是故，面對過度消費的禍害，國外有專家提出呼籲：「有沒有可能，人們的態度改變，儘量讓自己的欲望脫離消費品和消費經驗，而導向其他的活動和經驗呢？在世界各地，能夠做到這點的是宗教。」
因此，面對欲望，調伏欲望，如何才能改變消費模式，解開消費的困惑？佛教「正命」與「中道的消費觀」的教義，應該在人們如何建立起適當的生活方式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由佛教的消費觀，進而形構佛教的消費倫理原則，以回應目前社會的問題。
二、佛教的消費觀
（1）「世間正命」與「出世間正命」
「正命」是佛陀開示弟子所應持有的合理經濟生活或正當的「職業」，適度的物質消費帶給生活的滿足，可以促進生活的安樂並達到道德的增善。據《雜阿含785經》，正命可分為「世間正命」、「出世間正命」兩種。比丘眾（出家人）放棄財產私有，眷屬繫著，捨離我執、我愛和外境的貪染，過著獨身、乞食、少欲知足、一切隨緣的生活，日常生活的一切衣、食、住、行等生活資具，都仰賴信眾的發心供養。比丘進入僧團，以專心修持為目的，生活所需如理抉擇，依正命、正法求取衣服、食物、臥具、藥物，方算符合佛陀所宣導的正命中道生活，其基本原則，當以《清淨道論》所論述的「資具依止戒」為準，以方便之道去抉擇，善加觀察。更不可以不正當的方法，藉用占相吉凶，仰觀星術，看風水等邪術以斂財物，是謂「出世間正命」。
在家眾（居士、信眾）須從事各種正當的職業，來維持家庭生活。對於在家眾的「世間正命」，首須考慮經濟生活的合理化，因為它關係到個人家庭的和樂及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對於一般大眾物質欲望的適度欲求，佛陀不僅不曾反對，而且還鼓勵人們以正當的方法去獲取。關於在家眾的經濟倫理，佛教是從尊重財產和經濟行為的立場來說明的。財產不但能讓個人的生活得到保障，且能供給父母、妻兒、親友，以及供養沙門婆羅門，甚至做為死後生天享樂的資糧。
依《增支部》卷二《適切業經（Pattakamma）》，其中說明了財富的恰當意義。在該中，佛陀告訴給孤獨長者說，過著享樂的在家生活，可以享有四種快樂：
一、所有樂──享受依法取得的財富與經濟上的安全感；
二、受用樂──以此財富用於自己、家庭、親友身上，以及行善作福；
三、無債樂──對任何人皆無有負債；
四、無罪樂──淨信的信眾可過著身、口、意三業清淨的生活。
這一經可作為財富意義的總體說明：所有樂重於自利；受用樂重於財富的分配與布施，屬利他行為；無債樂重於避免因負債而別起糾紛，守護正直的經濟道德。這三種屬於純世俗的快樂；而無罪樂則屬於精神上的快樂，從經文上的脈絡可以說明佛教並不反對在家眾物質財富的享受，但精神上的快樂遠比世俗性的財富更為殊勝，以無罪樂為目的，方能實現和合、安樂知足的社會。
與此同時，原始佛教勸導大眾勤勉地工作，且禁止享樂性的損財的生活態度。如《教授尸迦羅越經》、《善生經》，一致的論述六種損財業：一、飲酒放逸；二、非時在街道遊蕩；三、迷於妓樂；四、賭博；五、親近惡知識；六、怠惰。這六種損財業各各犯上六種過失，故佛教嚴加禁止。由此可以推論，為了制止欲望的氾濫，佛教禁止過份奢侈、享樂的生活和無謂的財富浪費。
以上引述，說明了對工作的認同，財產的經營、管理與分配的責任，安全、簡樸與精神淨化的生活方式的教導，乃為「佛教消費倫理」的主要內容，至於消費倫理則採取禁欲式的精神態度，儘量減少消費的欲望，方足以過著快樂自足的生活。
（2）「奢侈」與「吝嗇」的消費態度
佛教又認為，人們的消費態度，可分為「奢侈」和「吝嗇」兩種；
奢侈者和吝嗇者對於幸福和享樂的理解，各執一端；奢侈者把錢財花盡、無度消費視為幸福和人生價值的實現。吝嗇者把積攢錢財、避免消費視為幸福和人生快樂的滿足，兩者殊途同歸於「拜金主義」。在他們的眼裡，金錢具有偶像的特殊價值，生活的目的就是利用各種方法、手段，令自己的財富不斷增加；由是，人成為金錢、財富和欲望的奴隸。
是故，對於奢侈者，《雜阿含經》卷4中，用無種之「優曇缽果」作為比喻，而吝嗇者，則被譏為「餓死狗」：
若善男子無有錢財而廣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為優曇缽果，無有種子，愚癡貪欲，不顧其後。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
超出個人收入或財力所能承受限度的消費支出，就是奢侈性消費，這種消費可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貪欲，而毫無節制，入不敷出；也可能是在某種資源的社會供給量有限的條件下，對該種資源過度消費。無論是哪一種奢侈消費，都是只關注個人眼前物欲的滿足，沒有對未來長遠的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審視。一旦過分沉溺於物質財富的佔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導致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
奢侈的消費，通常會引發負債或其他社會問題，因此佛教稱之為「無有種子」。吝嗇則是珍愛金錢超過生命，即使擁有再多，依然捨不得以財富去幫助他人；不但捨不得造福社會，也捨不得給自己享用。佛教稱這種人如「餓死狗」般不知自己受用，不知供給家屬，不知供施作福，一味慳吝。殊不知當錢財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時，不過是些毫無意義的金屬和紙片。吝嗇不但無益於後世，在現生家庭與社會中亦不無法獲得安樂。
吝嗇是醜惡的，但奢侈則更危險。吝嗇使一切高尚的志趣消失，最終會對自己、他人和社會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產生妒忌，視為無意義。相反地，奢侈雖然有慷慨的表現，但對個人和社會的生活完全是破壞性的，他在揮霍中或者喪失了獲得生活資料的手段，以及後來不得不在不利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導致不正當的、違背道德的獲取金錢的手段和行為；或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由過度消費而損害他人獲得基本消費的權利。
（3）中道的消費觀
「奢侈」和「吝嗇」是兩種消費中的缺德，這兩種缺德的和諧中道就是「消費倫理的節儉」。奢侈者該節儉的不節儉，吝嗇者該消費的不消費。而按照個人的收入條件、經濟地位所形成的需要和義務，及社會道德和責任來管理個人經濟行為的中道，是佛教所提倡的消費倫理：
「謂善男子所有錢財出內稱量，周圓掌護，不令多入少出也。如執秤者，少則增之，多則減之，知平而捨。如是，善男子稱量財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少，出多入少。」
「善男子，所有錢財能自稱量，等入等出，是名正命具足。」（《雜阿含經》卷4）這「等入等出」的消費原則，符合中道智慧，是一種既不奢侈、也不吝嗇的節儉型的消費倫理。首先，它與奢侈者相區別，具有合乎道德的慷慨的德行，卻不會在欲望的操縱下浪費金錢；其次，它與吝嗇者相區別，依靠自己的努力體面地生活著，而對需要幫助的他人則熱心幫助。它認識到財富唯有通過正當的使用，才會體現出它的價值。
對於個體而言，節儉的消費觀念是與其「勞動觀念」和「勤勞觀念」相聯繫的，節儉表現為對艱辛勞動所創造的成果的珍惜和愛惜。如《長阿含經》云：「一食知止足，二修業勿怠。」財富是通過「修業勿怠」的辛勤和「食知止足」的節儉而來的，既勤勞又節儉，是創造和積累財富的有效途徑。這不僅是佛教消費觀的核心內容，也應該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消費觀所應汲取的合理成分。
財富的積累不僅在於勤勞，更在於節儉的美德。節儉的消費倫理要求節制個體的欲望，將人的欲望節制在合理的、道德的尺度之內，對於人的欲望而言，不僅有正當與不正當之分，也有滿足與不滿足之別。節儉的消費觀不僅是對不正當的欲望的節制，也是對不能滿足的欲望的限定，所謂：「少欲最安樂，知足大富貴」（《天請問經》）。在生產力不發達、社會物質產品短缺的時代，提倡節儉、節制，對於緩解物質生產與消費需求之間的矛盾，強國富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社會發展來看，過度的奢侈享樂不僅是個體財富衰敗的原因，也是關係民族興亡的道德根源。特別是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佛教節儉的消費思想對於克服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傾向是一劑有效的良藥；對於我們重新審視人與資源、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有一定的啟示；對於我們減少對資源的浪費、對環境的掠奪、對生態的破壞也是最好的警示。
（4）、理性的消費模式
（一）、消費的原則
就消費目的而言，消費首先是為了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消費需要的滿足，在消費過程中，往往表現為消費需要的無限性與消費物質（資料）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即消費需要經常處於相對不足和匱乏狀態。當消費需要受到一定條件限制而不能得到滿足時，人們就會以精神、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加以控制，這時人的消費行為就超越了純粹的、生物性的自然衝動而成為一種理性的行為。人的消費行為與動物界的弱肉強食和野蠻衝動式的非理性消費行為，有著本質不同，即人的消費行為「應該」以不損害他人的正當利益和社會利益為根本原則，而「應該」即是指人們在消費過程中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
那麼，什麼是「道德」？在佛教的基本精神中，所謂「德」，乃自獲其利之意；所謂「道」，乃利益他人之意，如《七佛通戒偈》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即可理解為佛教的人倫道德觀，要求「自利」和「利他」因素滲透在消費過程，並自覺地對消費行為起著規範、控制和調節作用，從而使消費行為更具理性色彩。在《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中，佛陀就曾批評一些既不理性、亦不道德的消費方式和行為：
復有六事，錢財日耗減，一者喜飲酒，二者喜博掩，三者喜早臥晚起，四者喜請客，亦欲令人請之，五者喜與惡知識相隨，六者驕慢輕人。犯上頭四惡，復行是六事，妨其善行，亦不得憂治生，錢財日耗減。
不論是大吃大喝、花天酒地、賭博、奢靡不羈，還是沉迷於風月場所，或者與惡友為伍胡作非為等等消費，都是非理性的。它消解了消費者的主體意義和道德責任感，導致悖論式的消費模式：即一方面是日益膨脹的物質消費欲望，另一方面卻是低級消費文化渲染下的精神空虛和道德淪喪。非理性消費行為不僅對消費者本人帶來傷害，也可能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利益關係惡化，社會矛盾叢生，並嚴重危害著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醫學研究顯示，愛滋病、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等疾病都與人們衝動的、不節制的行為有關；在某種程度上，更是與人們的非理性消費和不良生活習慣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不得不認真檢討與反思。
（二）、理性的消費行為
我們要實行「理性消費」，首先就必先涉及到消費的計劃；在《中阿含經》卷33中，即舉出有理性的「四分法」的消費原則：
後求財物已，分別作四分：一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舉藏置，急時赴所須，耕作、商人給，一分出息利。
即對個人收入所得應合理籌劃：一份為家計費用，一份為營業費用，一份儲藏於家中，備不時之需或用作商業現金周轉，還有一份用今天的話來說，即為購買股票、債券、或存入銀行以獲得利息。
而在《雜阿含經》卷48也有類似的記載：
得彼財物已，當應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營生業，餘一分藏密，以擬於貧乏。
即財富的四分之一要用於日常生活的消費，另四分之一用於儲蓄，另外將財富的一半，用以投入再生產；所異者唯少利息運用一項。然營生業實已包含投資出息一項。
以上所舉的「四分法」可謂是非常理性的消費原則，四分之一的收入作為生活資料，既保證了家庭生活的品質，又不至於奢侈浪費；四分之一儲備起來或作周轉及備急時之用，這可以理解為社會保險的消費，使個人或家庭無後顧之憂，利於家庭的健全和社會的穩定；剩下的一半收入，佛教認為應用以投入再生產或各種投資，創造更大的利潤和價值，此舉使得大量的個人閒置資金可以轉化為社會流通領域內的經濟資本，對社會經濟的繁榮非常有價值。
由此可見，佛教對於資本的理解，在佛陀時代已顯出其進步性，認為資本的累積猶如蜜蜂的採蜜，集少成多：「積財從小起，如蜂集眾花，財寶日滋息，至終無損耗。」（《佛說長阿含經》卷11）並且提倡通過再生產把個人的私有財富轉化為社會資本，使其產生更大的社會價值。因為金錢的意義不僅在於維持家庭生計，而且在於它可以用來造福於人類社會。
結語
（1）香港政改方案與民生福址
就在香港經濟不斷發展，成為全球第二最高生活指數城市的同時，社會上各種問題並未因之而減少；其中最為全港矚目、長達20個月的政改方案爭議，6月18日已被否決，意味「2017年普選特首」夢想已粉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先生表示，中央政府會堅定不移地支持港府，以循序漸進方式發展民主，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表示，政改三人組對本港錯失創造歷史的機會感到非常可惜。本屆政府任期內，不會再重提政改，改為聚焦在其他民生議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6月19日下午會見傳媒時表示，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政府希望著重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並已計劃推出多項舉措；26日將向立法會財委會提出，審議11項涉民生及預算案一次性紓緩措施的撥款，包括為發放額外高齡津貼的款項、成立10億元回收基金及公務員加薪等。之後會申請撥款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希望得到議員積極迴應。「過去20個月香港花費了很多時間就政制發展問題爭論不休，現在是時候放下掙拗，理性務實排除成見，就民生問題努力」。特首先生所言甚是，「民生問題」確確實實是本港目前亟需關心及解決的問題。
（2）「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是故，筆者認為：現在是應該反省的時候了，應當善自思維、深刻反省，設法彌補因投票結果引發的深層次予盾；今天的局面，無論是對「泛民」、對港府、對中央，還是對香港市民來說，我們都找不到一個贏家；試想這樣的結果，對社會，對香港的未來，會有什麼影響？我想每一個人內心都應該去檢討、去衡量，香港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但是很多人並不成熟。當然，既成的事實，無法改變，但未來還是可以努力爭取的，正所謂「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社會需要時間冷靜和反思，尋找未來方向；大家應該放下分歧，重新出發。社會應該將精力集中於改善民生上，如房屋、教育、扶貧等方面，著眼於社會的發展和市民福祉的大局，美好前景的香港，依然是值得我們期待和憧憬的！
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和自由，但是，作為一個在社會中生活和發展的人來説，國家和集體的觀念還是應該有的；真誠地希望，大家能以慈悲包容之心，開創和諧新局面，發揚佛教的「六和」精神，讓獅子山下成為真正團結互信、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在社會生活指數不斷攀升的要求及推動下，我們一切向前看，堅持向前走，美麗的夢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得」！
*註1：《21世紀議程》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重要文件之一，是「世界範圍内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它是從目前至21世紀在全球範圍内各國政府、聯合國組織、發展機構、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團體在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各個方面的綜合的行動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