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樂女談：走起，寇延丁-趙思樂 女權主義媒體人

「思樂！」她大聲喊我的名字，聲音裏滿滿熱情。山區傍晚的黑暗中我只看見一個推著自行車的瘦小身影，「唉！」我調動起自己的情緒回道，「寇姐！」我向那個身影走去。其實如果不是她先叫我，我不一定敢認她，這個單薄得有點佝僂的身影跟剛一米六的我差不多高，並不是我記得的寇延丁——曾經的女兵、紀錄片導演，近一米七的壯實身板，鵝蛋臉盤並不年輕但一看就知道爽朗健康，用她自己的話說「一口氣走一百公里跟玩兒似的」。

我走近了她，看清了這是寇延丁的五官，然而雙頰凹陷了，舊風衣在她身上空空鼓鼓地飄著，飄著的還有白了的鬢腳。她的聲音聽起來挺興奮，這種興奮更主要體現在招待朋友吃喝上，在她泰山腳下的老房中，她介紹我和另一位朋友品嘗了自制的桑葚醬、蘋果醬、葡萄酒、桑葚紅梨酒、仙草凍、藍莓乾、醪糟、酸奶、餅乾……這些都是為了我們來專門做的，她團團轉地一會拿出一樣，逼得我們連連喊停。

家裏的水是自己打的井裏抽的，電是自己的太陽能發的，冬天要取暖就自己燒爐子，院子是自己收拾的藤架籬笆，調味、洗碗、洗澡用的都是她自己做的酵素……這樣的生活是她瘋子似的公益和寫作工作被強行打斷以後才真正經營起來的，「我現在是半自給自足，等明年真的實現了基本自給自足，我就寫一本《關起門來朝天過》，除了天氣誰的臉色都不看。」寇延丁說。

那麼「積極生活」的她，就在兩個月前，還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身體和精神崩潰，「從來沒有碎得那麼徹底。」寇延丁說，那時她走路是飄著的，長時間起不來床，用鋸子修整院子時會出現自殘的強烈願望……她能漸漸好起來，與強烈的生存意志，決心一點點地自賦自由有關。

寇延丁是受歡迎的公益人、「公民社會建設」活躍分子、高產的作家，她寫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和《可操作的民主》等，可以視為了解中國大陸公益生態的入門書。然而寇延丁坦誠自己不算是「知識分子」，對政治形勢毫不敏感。這種不敏感與活躍、受歡迎的疊加或許導致了她人生目前為止最大的劫難。

去年香港「佔領中環」前夕，她參與召集了一個位於台灣的培訓，參與者為中港台三地的青年運動者，其中有太陽花和佔中的相關人，培訓的內容按她的話說是「尋求共識的技術」，另一種說法是「非暴力不合作」，被視為和平轉型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敏感」的時間，「敏感」的人，「敏感」的內容，觸及了當局的敏感神經。去年10月，她回到大陸，酷愛「毅行」的她前往五台山拉練，卻在火車上被警察帶走。

她這樣回憶那個過程：「『寇延丁是你嗎？』『是啊。』『別睡了，穿上衣服起來，跟我們走。』就這麼簡單，承認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空曠安靜的月台上，下車之後第一個節目是被兩個警察夾在中間照相。我被命令抬起頭來，睜開眼睛，頭向左偏，頭向右偏」……「我從通往天堂的路上，直墜地獄。」

接下來是地獄般的128天，「在這裏，我幾乎被憂懼燒化，半生修為毀於一旦。」直到現在寇延丁都沒辦法跟朋友真正講述那128天，「我不知道一旦開始（講述），自己會變成怎樣。」

公益行動，機構作為，採訪交友，寫作出版，個人生活，所有的社會關係和合作伙伴……翻來覆去查了個底兒掉，卻無罪可入。佔中結束，與她一同被抓的人陸續釋放，今年2月14日，寇延丁悄無聲息地被釋放，正如她悄無聲息被抓，沒有誰要給她交代和解釋，卻給她留下一個「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不，是籠子——寇延丁被送回在泰山下的小家，與世隔絕。想去濟南做體能測試，不讓；想去五台山拉練，不讓；想去成都參加公益會議，不讓；想去香港毅行，不讓；就連想去北京取冬裝，也不讓。

於是寇延丁開始走，一直走。她把這個行動叫做「128天耐力行走」：每天走兩萬步以上，走128天，從被抓的10月10日走到被釋放的2月14日，每天早晚兩次在朋友圈裏播報：我還走著，我這樣走著。寇延丁的朋友開始叫她「女阿甘」，他們在阿甘的海報上P出她的信息，用作自己的微信運動封面，這樣無論誰成了當天的運動量冠軍，都能讓自己的朋友看到女阿甘還在行走著。

寇延丁朋友們還紛紛公開邀請她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徒步。但開走兩周以後，寇延丁在朋友圈無奈回絕朋友們的邀請：「上路後收到太多邀請，每一個人都讓人心懷期待。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去哪裏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去的問題。」她同時公開了自己爭取出行的過程——她申請，警察Say No。

這種「抗議」微小溫和得有點可笑，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寇延丁似乎有更遠更大的想法和目標，她說自己要玩，不想玩成悲劇，想玩成喜劇，不行就玩成鬧劇。無論如何，寇延丁是佔中系列打壓中第一個嘗試從沉默中站起來的，她正在走出來。

至於「配合」這種有點傻氣的「抗議」，人權律師燕薪或許做了個好示範：他在看到寇延丁的朋友圈後，給她的分管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聲明寇延丁的無罪身份，抗議警察的不正當限制，並要求保障她的出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