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樂女談:蔡英文當選與大陸女權運動有關係嗎?-趙思樂 女權主義媒體人

20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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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陸的女權運動者而言,台灣政治參與深刻的女權運動是亟待探索的經驗寶庫。

大選前一天,總統候選人們傳統上要站在大篷車上游遍台北新北兩市,最後一次向選民們拜票。四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就站在蔡英文的大篷車的前導車上,那也是輛大篷車,隨行記者們都站在上面,方便拍攝候選人們向夾道助選的民眾們揮手的鏡頭。

當時我是大陸來台交流的大學生,當地一位資深政治記者因看到我的台灣政治觀察文章,受了打動,決定讓我裝成他的實習記者陪跑新聞,好讓我深度體驗一下台灣選舉政治和報道。

各選區的基層黨部都會組織選民到大篷車途經地點集合,每當車隊駛到這些地點,就會聽到齊呼口號,有些據點還會放鞭炮。四年前的那天有點小雨,但或許除了我很少人會注意到那雨,他們都沉浸在大選衝刺的激情中。然而我的心情與那小雨更為相通——有點寒涼的、不合時宜的隔膜感,飄散在彌漫鞭炮火藥味的空氣中——並非不為中文地區僅有的民主選舉所感染,但我和那雨都知道:這不是屬於我的。

第二天,所有競選活動都按規定停止了,街道驟然安靜得不真實。我按自己派給自己的任務,到台北的一所小學裏守候,蔡英文將在這裏投票。

她來了,所有枕戈待旦的記者都向她撲去,圍著她拍照和問問題,我也舉著小相機在她的頭頂拍。她幾次抬頭看了看那個突兀的小相機,那個枚紅色的卡片機,跟其他記者的專業單反太不一樣了,它是我上大學那年父母買給我的禮物。

她的安保人員排開記者,她向前走,記者們追,我一下被擠翻在地,牛仔褲的膝蓋處裂開了口。我爬起來盤腿坐在原地,默默地看著那一坨人們的背景。我知道自己拍的照片沒什麼用,僅僅是想體驗下有新聞自由和民主選舉的地方的記者是怎麼工作的。

數個小時後,蔡英文以80萬的票差敗選。

我坐在她的敗選記者會前三排(忘了是怎麼進去的),又在現場看了她的敗選演說,在現場還攔截到了呂秀蓮問了個問題。她們都說了什麼我現在也忘了。但我記得,天在下雨,下得比前一天大得多,就像演講台下年輕女孩的淚。在我看來,那眼淚裏有那女孩不知道的幸福。幾天後我偶然發現自己的名字第一次被登在非中文媒體上,法國《世界報》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我的政治觀察博客裏的一句話:「對於台灣的青年人們,警察威脅、監獄、白色恐怖都是上一個時代的事,而我,正活在那個時代。」

無論如何,那段時間的台灣競選報道,幫助我從香港雜誌的「讀者來稿」一路寫進了封面報道組稿,由此我成為了專業的時政新聞撰稿者。這樣看來,2012的那場大選,至少奠定了兩個女人如今的事業。

四年之後,我多了一個身份:大陸女權運動者。這讓我不得不重新關注四年前在那場競選中沒太注意的一個細節:在蔡英文的造勢場裏,舞台上總有一條巨大的條幅,寫著「台灣第一女總統」。當年的台灣選民,跟當時我一樣對這個口號不感冒,民進黨敗選以後,有調查顯示這個訴求沒能打動大部分選民,新聞認為民進黨競選團隊應好好檢討。

而如今,蔡英文距離「台灣第一女總統」的事實已經接近到只剩下「時間」這一僅有的距離,這個訴求卻從在她的競選口號中被悄然摘除了。

的確,相比於在有百年女權運動史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在一定程度上願意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權傾向,而在傳統家庭文化仍備受認同的台灣,女性、單身、無子女這些先鋒性別符號對於大部分選民不見得是得分點,還是不提為妙。

儘管台灣婦女運動和女權領袖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台灣婦運從70年代至今可謂根基深厚、成果頗豐,但看來四年前的蔡英文競選團隊還是高估了女權訴求在普通民眾中的認可度。

然而,即使不明著喊出來,第一女總統的出現對於整個中文地區的女權運動來說都仍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不過女權主義者們也已經看到其中意義也不能過度拔高。

先談上句的後半部分。蔡英文會出現如今「躺著選都贏」的情況,當然首先要歸功於馬英九和國民黨,就像2012年黨內初選之後的奧巴馬:選民的訴求主要是「Change(改變)」,而奧巴馬是個黑人更像是一個「碰巧」,如同這次蔡英文「碰巧」是一個女人,不能高估其中「弱勢群體崛起」的意味。

在民眾要求改變的大背景下,蔡英文身上確有不少要素是契合這一心理需求的,但其中民眾最買單是她以「專業知識精英」替代「政壇老戲骨」帶來的清新感,而並非她的女性身份為政治這個「男性遊戲」帶來的性別氣質上的改變。而且蔡英文此次競選期間並未突出女性身份和女權訴求,也讓人無法對她在這方面的執政作為有多高的期待。

另外,蔡英文身為女性能夠有如此的成就,其中階級的影響不可小覷,出身於社會上層的她,階級帶來的極高的教育水平和社會期待,幫助她克服了性別帶來的弱勢。而出身於社會中下層的女性則不見得能有如此幸運。

這不禁讓人有「男女平等,某些女人更平等」的唏噓。在「精英階級女性平權遠快於草根階級」這一問題上,台灣與大陸、香港還有世界各地都是同病相憐的。

那麼「台灣第一女總統」的出現到底能從何種意義上將對兩岸三地的女權運動有所影響呢?

首先,最簡單又最不可小視的,是「榜樣的作用」。雖然兩岸三地都沒有規定最高領導人不能是女人,但無法否認,「總統是女人」是有想像門檻的。

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講過一個笑話:當家人自豪地提到她當過國務卿,她6歲的孫女不以為然地說,國務卿不都是女孩的活嗎?——在她出生後的幾年中,美國國務卿都是女性:賴斯和希拉里。如此類推,在德國,大概十歲以下的孩子都要問:「總統可以是男人嗎?」

而在中國大陸,民間飯局中半吹捧半調侃出來的「總統」已經足夠多了,賀總統、莫總統、郭總統、王總統……十幾二十位怕是有了,卻沒有一個是女人,而中國傑出的女性抗爭者並不少。這恐怕跟中國大陸最高領導層裏的女性比例始終為零脫不了關係。

蔡英文當政的四年或八年裏,相信會有更多的中港台女孩敢於想像自己能夠從事政治、成為革命領袖,甚至當上總統。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對中文世界的女權運動有著深遠而且難以預估的影響力。

其次,比較實際的期待是,即使僅從政治正確的角度,蔡英文當政期間兩岸的女權運動相關交流都應該更多更寬鬆,對大陸的女權運動者而言,台灣歷史悠久、政治參與深刻的女權運動是一個亟待探索的經驗寶庫和可期待的合作對象;另外,若中國大陸的女權運動者或女性抗爭者受到迫害,蔡英文也會有更重的政治道義對此事表示關切和譴責。

最後,比較飄渺但並非沒有可能的情況是,若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台美兩位男性政治遊戲中的「異鄉人」女總統彼此之間或許會有較好的信任感和親近感,而希拉里目前對中國民主人權問題的強硬態度眾所周知,這或將帶來台美在這一問題上發展默契和合作的可能。

然而,不得不看到,以上兩點可能性需與中共長期龐大的極權陰影帶來的台灣本土主義上升對沖,對沖之後,蔡英文當選後兩岸女權和民主運動交流合作將呈現緊密還是疏離,結果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