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乐女谈:蔡英文当选与大陆女权运动有关系吗?-赵思乐 女权主义媒体人

20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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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陆的女权运动者而言,台湾政治参与深刻的女权运动是亟待探索的经验宝库。

大选前一天,总统候选人们传统上要站在大篷车上游遍台北新北两市,最后一次向选民们拜票。四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就站在蔡英文的大篷车的前导车上,那也是辆大篷车,随行记者们都站在上面,方便拍摄候选人们向夹道助选的民众们挥手的镜头。

当时我是大陆来台交流的大学生,当地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因看到我的台湾政治观察文章,受了打动,决定让我装成他的实习记者陪跑新闻,好让我深度体验一下台湾选举政治和报道。

各选区的基层党部都会组织选民到大篷车途经地点集合,每当车队驶到这些地点,就会听到齐呼口号,有些据点还会放鞭炮。四年前的那天有点小雨,但或许除了我很少人会注意到那雨,他们都沉浸在大选冲刺的激情中。然而我的心情与那小雨更为相通——有点寒凉的、不合时宜的隔膜感,飘散在弥漫鞭炮火药味的空气中——并非不为中文地区仅有的民主选举所感染,但我和那雨都知道:这不是属于我的。

第二天,所有竞选活动都按规定停止了,街道骤然安静得不真实。我按自己派给自己的任务,到台北的一所小学里守候,蔡英文将在这里投票。

她来了,所有枕戈待旦的记者都向她扑去,围着她拍照和问问题,我也举着小相机在她的头顶拍。她几次抬头看了看那个突兀的小相机,那个枚红色的卡片机,跟其他记者的专业单反太不一样了,它是我上大学那年父母买给我的礼物。

她的安保人员排开记者,她向前走,记者们追,我一下被挤翻在地,牛仔裤的膝盖处裂开了口。我爬起来盘腿坐在原地,默默地看着那一坨人们的背景。我知道自己拍的照片没什么用,仅仅是想体验下有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地方的记者是怎么工作的。

数个小时后,蔡英文以80万的票差败选。

我坐在她的败选记者会前三排(忘了是怎么进去的),又在现场看了她的败选演说,在现场还拦截到了吕秀莲问了个问题。她们都说了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但我记得,天在下雨,下得比前一天大得多,就像演讲台下年轻女孩的泪。在我看来,那眼泪里有那女孩不知道的幸福。几天后我偶然发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被登在非中文媒体上,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我的政治观察博客里的一句话:“对于台湾的青年人们,警察威胁、监狱、白色恐怖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事,而我,正活在那个时代。”

无论如何,那段时间的台湾竞选报道,帮助我从香港杂志的“读者来稿”一路写进了封面报道组稿,由此我成为了专业的时政新闻撰稿者。这样看来,2012的那场大选,至少奠定了两个女人如今的事业。

四年之后,我多了一个身份:大陆女权运动者。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关注四年前在那场竞选中没太注意的一个细节:在蔡英文的造势场里,舞台上总有一条巨大的条幅,写着“台湾第一女总统”。当年的台湾选民,跟当时我一样对这个口号不感冒,民进党败选以后,有调查显示这个诉求没能打动大部分选民,新闻认为民进党竞选团队应好好检讨。

而如今,蔡英文距离“台湾第一女总统”的事实已经接近到只剩下“时间”这一仅有的距离,这个诉求却从在她的竞选口号中被悄然摘除了。

的确,相比于在有百年女权运动史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一定程度上愿意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权倾向,而在传统家庭文化仍备受认同的台湾,女性、单身、无子女这些先锋性别符号对于大部分选民不见得是得分点,还是不提为妙。

尽管台湾妇女运动和女权领袖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台湾妇运从70年代至今可谓根基深厚、成果颇丰,但看来四年前的蔡英文竞选团队还是高估了女权诉求在普通民众中的认可度。

然而,即使不明着喊出来,第一女总统的出现对于整个中文地区的女权运动来说都仍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不过女权主义者们也已经看到其中意义也不能过度拔高。

先谈上句的后半部分。蔡英文会出现如今“躺着选都赢”的情况,当然首先要归功于马英九和国民党,就像2012年党内初选之后的奥巴马:选民的诉求主要是“Change(改变)”,而奥巴马是个黑人更像是一个“碰巧”,如同这次蔡英文“碰巧”是一个女人,不能高估其中“弱势群体崛起”的意味。

在民众要求改变的大背景下,蔡英文身上确有不少要素是契合这一心理需求的,但其中民众最买单是她以“专业知识精英”替代“政坛老戏骨”带来的清新感,而并非她的女性身份为政治这个“男性游戏”带来的性别气质上的改变。而且蔡英文此次竞选期间并未突出女性身份和女权诉求,也让人无法对她在这方面的执政作为有多高的期待。

另外,蔡英文身为女性能够有如此的成就,其中阶级的影响不可小觑,出身于社会上层的她,阶级带来的极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会期待,帮助她克服了性别带来的弱势。而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女性则不见得能有如此幸运。

这不禁让人有“男女平等,某些女人更平等”的唏嘘。在“精英阶级女性平权远快于草根阶级”这一问题上,台湾与大陆、香港还有世界各地都是同病相怜的。

那么“台湾第一女总统”的出现到底能从何种意义上将对两岸三地的女权运动有所影响呢?

首先,最简单又最不可小视的,是“榜样的作用”。虽然两岸三地都没有规定最高领导人不能是女人,但无法否认,“总统是女人”是有想像门槛的。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讲过一个笑话:当家人自豪地提到她当过国务卿,她6岁的孙女不以为然地说,国务卿不都是女孩的活吗?——在她出生后的几年中,美国国务卿都是女性:赖斯和希拉里。如此类推,在德国,大概十岁以下的孩子都要问:“总统可以是男人吗?”

而在中国大陆,民间饭局中半吹捧半调侃出来的“总统”已经足够多了,贺总统、莫总统、郭总统、王总统……十几二十位怕是有了,却没有一个是女人,而中国杰出的女性抗争者并不少。这恐怕跟中国大陆最高领导层里的女性比例始终为零脱不了关系。

蔡英文当政的四年或八年里,相信会有更多的中港台女孩敢于想像自己能够从事政治、成为革命领袖,甚至当上总统。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对中文世界的女权运动有着深远而且难以预估的影响力。

其次,比较实际的期待是,即使仅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蔡英文当政期间两岸的女权运动相关交流都应该更多更宽松,对大陆的女权运动者而言,台湾历史悠久、政治参与深刻的女权运动是一个亟待探索的经验宝库和可期待的合作对象;另外,若中国大陆的女权运动者或女性抗争者受到迫害,蔡英文也会有更重的政治道义对此事表示关切和谴责。

最后,比较飘渺但并非没有可能的情况是,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台美两位男性政治游戏中的“异乡人”女总统彼此之间或许会有较好的信任感和亲近感,而希拉里目前对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强硬态度众所周知,这或将带来台美在这一问题上发展默契和合作的可能。

然而,不得不看到,以上两点可能性需与中共长期庞大的极权阴影带来的台湾本土主义上升对冲,对冲之后,蔡英文当选后两岸女权和民主运动交流合作将呈现紧密还是疏离,结果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