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漫記:天津爆炸案紀念難以依附-傅桓 文化觀察家

201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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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紀念的動機很簡單,怕埋怨波及一種存在的基礎,動搖某種被許多人嚴密持守的根基。

去年8月12日晚上11時半,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直接造成165人死亡,其中現役消防員24人,天津港消防員75人,民警11人,企業員工與居民55人。另有8人失蹤,798人受傷,截至去年年底,核定直接經濟損失逾68億元。

數字只是這麼多,一周年之際,可以列出的數據還很多,比如至今仍在住院的還有13名傷員,其餘771名傷員完全康復。而有另外的數據,比如遇難消防員每人賠償230萬元,爆炸中受損小區的放假上漲若干云云,以致於應急賣房的人再也買不起。

但凡周年紀念,在中國人的習慣中,都是要凝望什麼,而後給予情感上的寄托,作為不能忘卻的姿態。具體到天津這事,照例也是如此,但是當你寫下紀念二字之後,就會發現無從落筆,不是因為信息密集無所適從,而是荒蕪叢生,墨水乾枯,紀念無從依附。

一些零星的信息從之前傳達過來,而後像火星一樣泯滅。紀念日的時候,紀念的主流與非主流出現了競爭,其實是關於記憶的新舊之爭。有一種願望是敦促這往前看的,就像承諾將爆炸地點做成環境友好型的公園,他們也希望將新的記憶植入人們頭腦,一如新鋪草坪。

在這樣的狀況下,民間有關紀念的慣常方式變得不合時宜。至於這種不合時宜本身,從川震到上海灘火災到長江沉船到天津爆炸到北方水災,一直被精心培育而且被強調,它讓紀念日變得敏感起來,像是成為不能承受的東西,但實際上它無非是個日子而已。

眼下所見,紀念的解決方案無一勝出,哪怕是抒情,也被嚴厲拒絕。扭曲的紀念日心態,反倒創造出另一種紀念方式。也就是說,在禁止紀念的情況下,人們爭相談論紀念的缺失、匱乏、不能,儼然已有社會情緒的通感作用。紀念在無紀念的狀態下誕生了。

不許紀念的動機很簡單,生怕就事論事的埋怨波及一種存在的基礎,動搖某種被許多人嚴密持守的根基。但是在那麼多想要記住的人那裏,紀念心態卻也是迥異,有的無非是要求得一場痛哭。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哪怕是最不相關的吊哭也成了禁忌,像皮鞭奪走滴蠟。

所以,遇上的紀念日,在有心者那裏,都成了漫長的一天。這不是一種比喻,象徵某種普遍的生活感受。經歷頻繁的如此這般,紀念就成了那些日子的使命。就好像812同樣是文革結束的日子,它被逐漸帶出淡忘的狀態,只是因為這一天中其他紀念無法達成。

布滿公共紀念日的生活是不好過的,所以,當人們透過紀念日想要去表達除了遺忘之外的任何情感,都會觸碰一些界限。紀念日定義了這些界限,並且隨著紀念日的增加,凝聚並布下更多新的界線。這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詩意表達,堅韌的絲線上滴下血,或著淚。

這些年來,看膩了喪儀的崩塌一點點發生。川震時候,尚有國家哀悼日,車船於死亡時刻齊鳴,人群肅立或沉默。上海大火,哀悼現場有琴聲哀怨。等到上海灘踩踏,這邊投下哀悼的花,那邊即刻被清掃。至於長江沉船之後,喪儀淪喪不見,已經很久了。

如果說人即是他的使命,那麼,許多人大概是要羞愧的,因為簡單的使命也是如此難以實現,而後,在這種不能與不許的雙重境地下,將責任推卸給日子,讓紀念即是時間的使命,人真是難以為人了。所謂不能忘卻,大概就是在這種愧疚與無力之間浪蕩吧。

天津爆炸至今,社會埋怨後續事宜不如人意。被尊稱為「英雄」的民辦消防員並沒有拿到事業編,那些付出犧牲的消防官兵乃至於公司員工,受到名義是保護實質是監視使用的待遇。災後這一切,都反覆證明,爆炸發生絕非偶然,爆炸前後的政府是一體,並未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