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目混珠：江西丰城暴动传说真的存在吗-守鱼 法律学者

自从新媒体开辟了大规模非专业传播的局面之后，专业传播力量黯然淡出，让许多属于奇观事件的老故事，结合新成长起来的读者，也当做新闻给卖了。

比如，一项都市传奇如下，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散发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最终引起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随后，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的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这个传闻大约最早在天涯时代开始流传，随后被说得愈来愈真，尤其到了博客、微博、微信时代以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被人拿出来热炒一次，留下廉价感动的泪水。

话说，早年的农村税负严重时期，中国经济还在89之后的制裁期，中央没钱，地方也没钱。基层政府横征暴敛，养活自己，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走不了，也赚不到钱，于是，乾柴遇上烈火，基本上全国都处于暴动状态。想想1998年的抗洪，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国军队救灾时候的表现，就大概知道部队的机动能力和镇压能力比较有限。为此，除了一些极其严重的暴动之外，绝大多数就靠基层政府和乡村之间的博弈。今天难以想像的是，当年存在好些村子和政府打成平手以后，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村子里面是绝对的自治。

为此，如果说江西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基本历史背景是存在的。不过2000年以前的社会事件，如果当事人缺乏足够的表述能力，基本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再也无法复原。为此，这件传的神乎其神的故事，没有细节，没有照片，没有具体的当事人，只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几句只言片语，完全让人无法判别。在诸多喜欢挖历史猛料的个人作者满天飞的时候，也基本看不到哪位作者去到这个地区寻找当年的当事人复原历史，颇为令人遗憾。

但这个故事的逻辑本身也似乎有不足之处。农业税和衍生出来的学习班导致的农民死亡，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基本上每个行政村都能找出案例，而并非特例。为此，因为一个农民的死亡，导致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乃至周边的亲友团支持而上访，在现实中非常罕见。如果要动员起更多的人参与，尤其是农民的参与，一般而言需要两个必要的动员条件，宗教因素，比如侮辱穆斯林的问题，常常引起大规模的暴动，另外一个就是移民或其他因素导致的大面积人群有一个共同的诉求点。为此，比较有据可查的万人暴动事件，有河南的农民万人暴动，与四川凉山的移民万人暴动。

更多情况下，农业税的抗争，是农民认为自己属于依法抗争，还没有形成挑战政权的意识。一来动员的力度和范围有限，二来对抗的强度并不高，农民快速聚集的短时间内，乡政府基本上处于绝对弱势，农民的什么条件都会答应。

而政府对于大面积的暴动，向来不会手软，武警会第一时间调集前往镇压。

关于江西事件里面最狗尾续貂的部分，在于号称江西省取消了农业税。没有参与过农村税负问题的人，大约不知道桂晓琪是谁。此人当时作为江西地区在职的一个国家干部，在2000年编辑了一本政府关于减免农民税赋问题的政策文集，卖得火热。此事于是乎被就地叫停，而他本人也在当地无处容身，最后流落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桂晓琪知道这本小册子好卖，是有诱因的，这样的汇编工作很多维权农民都在同一时间进行尝试，而且凡是编出来了之后就会备受欢迎。维权农民的困难，在于当时国家文件很多非常不容易接触到，为此桂晓琪借助官方的资源做这项整合工作更有便利。至于江西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从时间点上来说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如果已有此事，桂晓琪也不会流落江湖。真正在2000年开始农业税改革试点的地区是安徽省，是引发安徽砀山抗争事件的地区，也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故事原型。改革不过一年以后就宣告暂缓。

而全面的农业税变革历史，从2004年才开始正式的耸动。随后，政府发现取消农业税的影响很小，但对解放劳动力倒有极大帮助，于是到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农村最值钱的不再是税赋，是土地，卖地的狂潮也开始兴起。

为此，江西丰城所谓的农民抗税事件，大约承载了非专业传播时代人们对于底层抗争的想像，政府的暴力会激发农民的普遍共鸣与反抗。在激烈的抗争之后，政府会对民间的反抗做出正向的回应，带来更好地政策改变。

这样的故事大约很好激起情感的共鸣，以及对于有限抗争的良好向往。不过，读来读去，我总是读到一股臣民泣血跪着上访的味道，和皇恩浩荡的陈腐味道。每一个都市传说的背后，总是一种情绪的涌动。江西丰城的抗税传奇，还是小资产阶级们对于现状的不满，对权力的恐惧，以及对有限抗争带来良性循环的迷信所致。他们回避真实的苦难，宣传一些演义化的传奇，陶醉于牺牲的神圣，幻想自己能改变世界，从江西丰城，到北京雾霾，幻想满足了存在，麻醉了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