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集:政治定位-陳文鴻 研究所所長

2019年04月17日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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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定位不能擺脫政治。因此,應明確定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作為國際城市的定位。

在國家安全,包括《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之下,香港要保持在國際政治中的中立地位。當然若中美開戰,香港是義無反顧地與國家一起維護主權,抗拒入侵者。但在具體的行動中,香港可由中央政府留有一定的餘地。例如,香港不作為開戰區,在兩國之間留作緩衝地,方便進行談判;也讓人道主義的行動可以經香港執行;在作戰兩國以外,維持與其他非戰國的來往,讓作戰國與聯合國給予保證、保障。

這是最極端的處境假設,香港不能不預作考慮。這樣的安排也可保全香港,給國家在戰爭之後留有實力。對於美國這樣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國家,未必願意接受。但是,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可爭取國際的支持與資助,從而制約美國。當然,作為代價或許便是香港脫離中國的戰區,不執行軍事對抗行動。

假若在戰爭時香港還可尋求一定的緩衝定位,在非戰爭時期,香港可爭取更積極的政治中立地位和角色。

一是作為獨立關稅區和一國兩制的特區,不介入中國與任何國家的貿易戰。用國際多邊協議來保障香港的關稅獨立,乃至金融與經濟的獨立自主權。

二是香港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以中立的角色提供國際經濟與政治談判的場所,讓不同意識形態以至政治主張的國家、區域和國際組織利用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相對中立的政治地位和高效的服務體系來達成妥協與協議。實際上便是與新加坡競爭扮演國際中立和中介政治角色。

三是在遵從國家與國際多邊的規定下,開放香港的金融、經貿、教育、科研體制,促成撇除政治干擾的自由交流與合作,以此鞏固香港的國際功能與角色,也支撐國際政治上的中立和中介作用。

或許這樣的政治定位與國際參與的工作與香港現時的情況有頗大距離,但是,隨着國際與內地形勢發展,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對國家的貢獻,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社會好應及早籌謀準備,以防未來可能的大變、突變。

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時,毛澤東、周恩來等沒有同時解放香港,是從國家的大利益留下香港這個窗口。美國封鎖圍堵中國還可以這樣做,在今後中美的新冷戰裏,香港應該還可以起着巨大的窗口作用。一國兩制的進一步完善可能就是發展以及完善香港的窗口作用。政治定位便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