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論：青壯年不見前景　移民潮豈會到頂

上世紀80年代，九七逼近，移民潮湧現，歌神許冠傑也不禁唱出「實在極不願，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回歸25年的今日，移民潮再次掀起高峰，而且仍未見頂，港人寧願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也不願留港。截至今年中，本港淨移出人口超過11萬，創回歸以來新高。難得港府依然不肯正視問題，還將移民潮說成是受疫情和防疫要求影響。把頭埋在沙堆，拒絕改善施政，當然無法為人才資金外流止血。

一個典型而真實的移民案例是這樣的：一個四口之家的年輕家庭，夫婦在港有自置物業，有穩定工作，育有兩名仍在求學的子女，雖非大富大貴，但肯定衣食無憂。這類中產家庭可說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惟中流砥柱也決定離開，暑假過後便舉家移民英國，目前已將自置物業賣掉，夫婦皆明言無意回流返港，並決心從低做起，計劃移英後到老人院廚房做煮餐。事實上，自英國推出BNO「5+1」搶人計劃後，這類移民個案便不絕如縷，許多人在香港本來是專業人士，去到英國都是從事超市執貨員、餅廠工人等低層工作，收入和社會地位大不如前，但他們依然甘之如飴，原因是甚麼，難道不值得執政者反思？

數字不會說謊。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約729萬，比去年年中少約12萬人，當中有超過11萬人淨移出，移入人口亦只是略為回升。可以看到，自2019年底人口錄得752萬的高峰後，人口便持續下跌，今年與去年同期比較，人口跌幅為1.6%。而截至今年中的一年內，約有1.8萬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較一年前多逾4,000人，惟對比疫情前逾4.4萬人仍是低。

港府對此自是諸多解釋，不是說疫情前已離港的居民可能選擇暫時居住其他地方或未能返港，就是說淨遷移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讀書和移民等目的進出香港的流動，又死撐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人口流動性一向很高。顯而易見，疫情已成港府的遮羞布，一廂情願地認為防疫措施影響人才流出流入，當隔離措施放寬，問題便能得到解決。

這不啻是自欺欺人。不論港府如何強調防疫影響人口流動、香港是國際城市「進進出出」很正常，都掩蓋不了香港爆發移民潮這不爭的事實。正如前述移英的四口之家，移民最大原因是為了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有更好的生活環境，這也跟坊間許多移民原因雷同。誠然，移民人士之中，不乏出於政治原因，例如不滿《港區國安法》實施、學校推行愛國教育等，但良禽擇木而棲，最深層原因是香港事事不如人，外國則由教育到治安再到生活環境都比香港優勝。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好奇怪，本港教育千瘡百孔毋庸贅言，就說治安問題。君不見，海關近日破獲的億元特大毒品案，居然有十多歲的青少年參與其中，擺明就是遭黑社會利用和操控的替死鬼，幕後黑手則逍遙法外。而無牌樓上吧更是黑社會招攬無知青少年的聚腳點，甚至如「養雀仔」般誘騙威嚇他們吸毒，一旦毒癮深種，男的淪為販毒棋子，女的慘成賣淫雛妓。最近經常有13、14歲的少女報稱失蹤，早前更有淫媒以二萬元出賣少女初夜，反映青少年問題的冰山一角。最不堪的是，警方執法往往一陣風，對黑社會不痛不癢，難怪惹來警黑勾結、充當保護傘的質疑。就拿今年6月發生的中環槍擊案來說，警方草草拉了十多人便不了了之，涉案槍手仍未落網，槍枝下落不明，黑幫和難假民則繼續勾結作奸犯科。凡此種種，家長看在眼裏，怎能不驚在心中？

生活環境方面，除了包括外國居所比香港寬敞，更包括公平公正的司法系統，惟有司法公平公正，才能令人活得安心。這些年本港司法崩壞，庇黑護惡、官官相護已成常態。早前有一宗律師超速駕駛撞斃途人案，涉事律師居然僅被輕判罰款3,000元。一條人命僅值3,000元，難怪外界紛紛質疑被告是法律界中人而獲放生。至於每每涉及政治立場的案件，黃色被告獲輕判，藍色被告遭重刑，法官被投訴則一律不成立，屢見不鮮。

對此，東方傳媒機構可謂感同身受。例如去年10月有人向東方發出短訊，刑事恐嚇「炸×咗東方日報」，裁判官一方面強調「法庭不容許任何人威嚇正當的新聞工作者」，另一方面卻以「本案有其獨特性」等理由將被告輕判一年感化，讓人再次見識何謂「欲赦之罪，何患無詞」；又如壹傳媒黎智英恐嚇東方男記者案，法庭先以「表證成立但罪名不成立」為黎智英脫罪，上訴後則以「認同原審裁判官法律上犯錯，但維持原判駁回上訴」作結，令人嘆為觀止。

無獨有偶，一項關於香港年輕人希望感的調查昨日發表，結果逾六成年輕人對社會不抱期望。治安不靖、司法不公、發展停滯，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壯年人看不見前景，有得走為何不走？港府再不面對現實，針對移民潮改善施政，挽留人才，不久的將來，香港便會面對人財兩失、勞動力斷裂、競爭力崩盤之苦，勿謂言之不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