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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正面对其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所引发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令其政府在处理战争、外交政策及国际对话时举步维艰。
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前总统列根时代，新保守主义自那时起主导美国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心思想是在全球建立霸权，不惜花费大量公帑建军，在全球发动战争和颠覆行动，直至国家财政赤字不胜负荷；而中国的成功崛起及俄罗斯的战争胜利，证明新保守主义的独揽霸权已走向失败。
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已想改变策略，尝试变革及管控中情局及国务院，以经济与科技战取代传统战争与颠覆，专注对付中国。不过，他始终未能摆脱新保守派，不得不起用中情局出身的蓬佩奥及鹰派国安顾问博尔顿。
如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要肃清新保守主义分子，仍未见改善。首先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他已被证明为缺乏知识、经验及学历，根本不足以担当该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更将不应接收机密讯息的人士加入群组；另加上政治意识形态强烈、但欠缺外交经验的鲁比奥出任国务卿，这三位属新保守阵营的高官表现乏善足陈。因此，原本只是被委任处理中东问题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反而在接触普京政府及沙特举行的俄乌和谈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上任时曾表示其团队“能留下避免许多战争的珍贵历史记忆”，可是其政府仍在延续加萨的种族灭绝、袭击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俄乌战争的终结也困难重重，显示特朗普仍未能彻底摆脱拜登政府时代新保守主义的遗留与影响。
如今，特朗普的外交及国家安全团队由副总统万斯、威特科夫及国家情报总监加伯德代表，他们以较务实和客观情报作为外交分析基础，这一方向更贴近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想。他们认清了拜登政府实现全球霸权失败，并接受新现实，就是世界足够大，可容纳中、美、俄，甚至欧盟等多极并存，共同找出新的权力及经济平衡点。
当前，特朗普若能让这部分的团队回归理性，只需要时间，就可消除现时的无能及混乱，为国家寻找和平及发展。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 史文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