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內同區層的一個鄰居，是巴基斯坦裔的美國人，工程師。他的堂妹是二○一六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的助理，後來因故辭職了。他們一家都是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每次那堂兄與我們談起他們那共和黨總統時，都沒有一句話是說好的。

有一次，他更語重心長的評論那國家的政治狀態。說道：「可悲的是，美國的《例外主義》——『我們是地球上第一個也是最好的民主國家』——助長了美國人戰無不勝的幻想。美國民主制度實際上是沒有自行糾正或自我完善的措施的！」

現在看美國。它那自戀成狂的總統根本無法應對疫情引發的危機。現在，他已經將他的整個連任競選工作變成了散播種族仇恨、懷疑、恐懼，以及「左翼法西斯」威脅的循環動作。但更糟糕的是，全美國社會都醞釀着一種自欺欺人的感覺：一旦特朗普輸了而走了，一切都會恢復正常！

特朗普的在位不是問題的根本，只是症狀而已。

那鄰居更展開地侃侃而談：當前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弱點在於黨派關係變得如此極端的惡劣，以至癱瘓了整個國家無力應對面臨的重大問題。COVID——19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每個措施和舉動都取決於對黨的忠誠和打擊對手的目的。同時，種族、警察暴力、槍枝管制、不平等、衞生系統，氣候變化和能源政策等其他問題也無人關注。

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都結派成群的互相叫罵，攻擊對手不遺餘力，民眾的福祉變成鬥爭的籌碼。這形成了惡性的因果循環中：「不惜一切代價獲勝侵蝕了政治操守和道德，而被腐敗了的政治操守又使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勢在必行。

他又說：「特朗普當選總統使這一切變得更糟，但種子早就埋在那裏。他任命了最無能為力及最愚蠢的人進入他的內閣和官僚架構。他通過基於政治而非法律考慮的任命而破壞了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長期以來，選舉過程還因政治捐贈的變相賄賂而被破壞。從二○一○年開始被政治操控的最高法院一直拒絕限制公司和個人的政治捐款，此舉對共和黨人大大有利。

於是，億萬富翁們送給共和黨候選人的捐款從二○○八年的一千七百萬美元激增至二○一八年的六億一千一百萬美元，並且還正在增加。這導致政府及國會的一切政策更偏向富人和保守派，從而拉大了貧富之間的距離而更惡化了中下階層的不平等待遇。反過來，這些政策導致億萬富翁的捐款增加，因為億萬富翁們可以從政府特別對他們優惠的政策上獲得了多倍的報酬，如今，富翁們對選舉過程的影響和控制甚至遠遠的超過一般的選民。

他又說回來：美國的例外主義——「我們是地球上第一個也是最好的民主國家」——助長了自我感覺良好的幻想。美國民主制度沒有自行調整，甚至所謂的制衡都起不了作用，黨派利益的爭奪只能造成僵局，而解決不了社會上的問題。

他最後，嘆了一口大氣，說：「美國整個政府系統和政治生態已經變得如此扭曲，導致那些權利被剝奪的，失去話語權的，和變得迷惑的人，一起走上街頭，質疑整個制度系統的合法性。」

我們都在問，走上街頭抗議示威是否真的能夠打破這些惡性循環，改善這個制度？又或者這僅僅是一個大國衰落的又一個階段和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