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防疫措施蝦窮人　研究：經濟匱乏市民身心健康更差

「人皆生而平等」，但政府的防疫措施卻在助長健康不平等的情況。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疫情下有21.3%人屬經濟匱乏人士，比疫情前急升逾4個百分點，而他們面對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的問題，包括身體及精神健康比非匱乏人士差。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一諾指出，政府防疫措施是其中一個構成健康不平等的因素，例如午市堂食禁令對基層市民影響甚廣，不少人被逼在街上進食，促政府制訂政策時勿只考量功效主義，同時要考慮是否合符公平、自由等倫理因素。

外國疫情嚴峻，英國國家統計署數據顯示，較多確診者為低技術及低收入的前線員工，其感染新冠肺炎後的死亡率較高。為了解疫情相對較輕微的香港是否亦存在健康不平等，中大在去年4月20日至5月11日期間，訪問752名香港市民，並向受訪者詢問例如新年是否有足夠金錢封「利是」、生病會否有餘錢到診所求診等特定問題，界定受訪者是否匱乏(deprived)，結果有21.3%人為匱乏人士，比2014/15年時高4.4個百分點，他們普遍面對健康不平等，包括其身體健康情況比非匱乏人士(non-deprived)差約15.4%，精神健康亦差約21.1%。

研究亦發現，與非匱乏人士相比，疫情對匱乏人士的影響亦相對較大。有32.3%貧窮人士表示，疫情期間被解僱或被削減工時等，相反只有13.8%非匱乏人士面對此問題。收入方面，有55.1%貧窮人士表示收入減少，比非匱乏人士多26.2個百分點。

不過，為何匱乏及非匱乏人士的健康會有如此差異？鍾一諾解釋，因前者本身較貧窮、教育程度不高、接收資訊的渠道較少，其工種亦往往須接觸較多人，部分抗疫措施包括禁午市堂食、封區等，對基層影響較大，令他們生理及精神健康均遜其他人。

鍾指出，政府制訂政策時，不應以功效主義作主導，同時應考慮公共衞生倫理，例如政策有否侵犯人身自由、個人私隱、是否每個人均獲公平對待等。他以禁午市堂食為例，措施對辦公室工作的人士而言，可能影響不大，但對於沒有固定工作地點的基層而言，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建議政府在制訂措施時，要考慮5個要素，包括措施是否有效、效益是否合符比例、措施是否必要、措施對人的侵犯是否最小化，以及要向公眾交代為何實行此措施，呼籲如某一措施得不到公眾認可，政府應要面對群眾，從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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