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医相护不杜绝　医疗事故恐重演

医疗事故不绝如缕，但医生犯错甚至弄出人命，绝少要付出代价，即使被刑事检控、医委会判以钉牌极刑，亦例必附带缓刑条件，有罚等于无罚。乙型肝炎病人邓桂思于2017年因肾病到联合医院覆诊，疑因医生“开漏药”导致急性肝衰竭死亡，死因庭陪审团早前裁定邓桂思“死于不幸”，令事件再惹关注。女童周天瑜亦疑因医疗事故而成为植物人，最终病情恶化离世，天瑜爸爸向《东呼》表示，本港医疗制度积存问题，不会放弃为天瑜取回公道。有议员亦认为，立法会有责任检视相关公帑是否用得其所。

身为乙型肝炎带菌者的两女之母邓桂思，2017年因肾病到联合医院覆诊，该院两名主诊医生疑因“开漏药”，导致邓桂思出现急性肝衰竭，转往玛丽医院两度换肝后终告不治。死因庭陪审团上周二（7日）以4比1裁定邓桂思“死于不幸”，而在研讯召开前，医务委员会于2021年已裁定两名医生专业失当成立，被判除牌但获缓刑；而去年初律政司突然控告两人误杀，但后来又转念终止检控，令社会满腹疑问。

医医相护在香港早已非新闻，投诉机制不足，病人权益未受尊重，讨回公道难过登天，受害人及家属往往要花时间搜证调查，遭受“二次伤害”，心力交瘁。即使邓桂思案中不少关键细节仍未能厘清，但随着当局撤销起诉涉事医生误杀，死者家属能够寻求公道的途径已经买少见少。

公院人满为患，医护人手不足，可谓“十个煲七个盖”，难免忙中有错；问题是每有事故发生，却极少有人需要问责，由医院到医管局再到港府均例行公事，写份报告、成立检讨委员会就了事，到最后医疗事故仍然没完没了。

议员陈凯欣认为，事件显示前线医护人员工作繁重，同一时间往往要处理很多事情，可能影响临床判断，作为议员应研究如何为公营医疗体系拆墙松绑，以应付人手紧张。她建议当局定期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交代医疗事故跟进行动，协助议会更宏观、更全面检视这些个案，以及审视相关拨款批核，例如支持买入可帮助减轻出错的软件或仪器。

邓桂思事件绝非孤例，例如8岁女童周天瑜于2018年确诊恶性肿瘤横纹肌肉瘤，2020年于玛丽医院接受手术，怀疑因医疗事故而成为植物人，最终因病情恶化于今年3月离世。天瑜爸爸周先生多番向院方交涉，虽然达成庭外和解，但坦言觉得不甘心，认为院方仍然欠他及公众一个交代，誓要追究涉事麻醉科医生怀疑篡改医疗纪录的刑事责任，又形容事件反映本港医疗制度的问题。

医疗体系积弊根治需时，需要全面进行制度性改革，加上本港人口急剧老化，对医疗资源需求有增无减。难怪有人说，当局再继续拖延，恐怕愈来愈多病人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病态官僚与各式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