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政府結構性財赤　前局長：公僕應凍薪　促高官議員先行

經濟不景，百業蕭條，社會上已有強烈聲音要求問責高官及公務員減薪，但政府卻沒正面回應。有前問責局長直指政府財赤是結構性問題，政府須重建財政紀律，但不宜「急就章」，若公務員及公共機構減薪，將影響整體消費，不利經濟復甦，建議先考慮凍薪，又促請高官與議員率先與市民共度時艱。

前運輸及房屋局長、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張炳良在報章撰文，除作出上述意見外，指政府經營帳目近年一直處於赤字，近3年更嚴重低估財赤，批現屆政府「求成心切、大興土木、廣開戰線，在在需財」，財政儲備已由2018年3月底1.1萬億港元高位，大降至去年10月的5,709億港元，只相當於9個月左右的政府支出。

他分折財赤兩大原因，其一是「政府財政紀律」，他指港英政府營造「小政府、低稅制、不錯福利」的管治神話，形成社會契約，但因強勢行政主導，故開支受控。反觀主權移交後「需求政治」冒起，地方民生和工商專業界別利益膨脹，公共部門易擴難收，若要維持從前模式既靠理財紀律和責任政治，更賴經濟不斷增長，否則收支必會失衡。

其二是「需索政治」抬頭，他指各界包括議員的需索多，即使實行愛國者治港也一樣，管理公帑的官員和監察政府開支的議員，「切忌因為錢不是出於自己口袋而隨便慷公家之慨」。他又直言，特區政府的內部財政紀律日漸鬆弛，甚至出現民粹和花錢解決問題作風，加上黨派和利益團體「下單」，派錢以博好感增加財政長期負擔。

他又提及有把財赤歸因3年疫情拖累，雖是實情，但因民粹或短期政治考慮而增的名目漸多，開了缺口不易堵回。

他指香港經濟疫後反彈遜於區內其他經濟體如新加坡，或是港府對經濟情況掌握和駕馭出了問題，更重要是過去30年香港賴以維持經濟前進的兩大要素起了變化：國際地緣政治、中國經濟。

文中又反問，當國家經濟再好時，香港是否仍必然好？他認為「不能一廂情願」。關鍵在於香港能否維持中國城市所不能的獨特性和國際化，否則「超級聯繫」、「超級增值」只是「流於虛詞」。他強調若特區「內向化、內地化」，漸失優勢，近期中央官員已表露對香港情況的焦急。 人口結構變化亦帶來衝擊，高齡化、生育下降、2019年後中產移民潮，削弱經濟增長。他指財赤不再是周期性，而是結構性問題， 更涉政經大局之變。

他在文末指出，目前財赤不是短期可解決，中期目標則是「一不等運轉」，不虛張聲勢，要扭轉經濟處境及國際觀感；「二重建財政紀律」，節流忌急就章，若一刀切收縮社會投資、公務員及公共機構減薪，「牽連過大，怨氣四起，更影響整體消費，不利復甦」。認為應先考慮凍薪、精簡機構與程序。然而削支難免，必有陣痛，「高官、議員更應率先與民共度時艱」，才符合「滅赤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