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論衡：又是立法疏漏引起的司法爭議-黃錦嵐 資深媒體人

立法院六月修正刑法〈收受贓物罪〉，將法定刑由「三年以下有期徒」提高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卻只顧修正〈實體法〉─刑法，未修正相關的〈程序法〉─刑事訴訟法，以致引爆一連串的司法爭議。先是高院審判出現：「收受贓物案可否上訴最高法院？」爭議，待司法院移請最高法院研究，最高法院於本月２１日刑事庭決議採〈不得上訴說〉，司法圈內又引爆「最高法院決議是否侵害立法權？」爭議，在司法院網站〈法官論壇〉上，批評最高法院決議〈好大膽〉的聲浪也不小，甚至，連大法官私下也傳出質疑聲音。

乍看，「收受贓物案可否上訴最高法院？」爭議，似乎是輕罪小案之法律適用爭議，簡直可說是司法院的「茶壺內風暴」，無足輕重，可是，一連串爭議引爆的結果，竟然衍生出：「最高法院決議是否侵害立法權？」的是否違憲問題，委實不容等閒視之。

先看問題之起源與始作俑者。

刑法第３４９條第一項的收受贓物罪，法定刑原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的搬運、寄藏、故買、牙保贓物罪，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院今年６月修法，將收受贓物罪的法定刑提高到與搬運、寄藏…贓物罪相同，都是五年以下。

據刑事訴訟法第３７６條不得上訴最高去院之規定，刑法的贓物罪，不論是第一項的收受或是第二項的搬運、故買…都是不得上訴最高法院，不同的是，收受贓物是適用第一款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下之罪，不得上訴最高法院，這是原則性規定；至於搬運、寄藏…等贓物罪，是定在第七款，是以例外列舉罪名方式，不得上訴最高法院。

如今，刑法修正收受贓物罪的法定刑與搬運、故買…等贓物罪相同，可是，刑事訴訟法第３７６條卻未修正，導致，收受贓物罪的法定刑已不能適用第一款，其罪名又不屬於第七款，「修法後，收受贓物罪究竟可否上訴最高法院？」之爭議， 因此引爆。

綜合觀之，上述司法爭議的始作俑者，立法院的立法疏漏固然責無旁貸，但是，刑法的業務主管機關─法務部，刑事訴訟法主管機關─司法院，各行其是，疏於協調聯繫，也難辭其咎。

再看最高法院的「亡羊補牢」決議所引發的侵害立法權爭議。

最高法院在決議中開宗明義的闡明：「鑑於國家機關權力分立、制衡、分工、合作、互補，以對人民負責之憲政原理，立法既有疏漏，司法當須積極任事，尋繹出立法者之整體法秩序理念意旨，加以補足。」

很顯然的，最高法院是基於積極任事的態度，才作成〈不得上訴說〉的決議，這種態度，值得肯定，不過，此一決議，在司法圈內的爭議太大，最嚴重的批評是：最高法院決議侵害立法權了！

最高法院的決議是否牴觸刑事訴訟法第３７６條明文？是否侵害立法權？筆者不敢置喙，不過，針對法律適用爭議問題，尤其是刑事訴訟法爭議，有位司法耆宿曾說過一項原則：如同「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程序有疑，也應利歸被告。簡言之，法律既然有疏漏、適用有爭議，也應利歸被告，這是保障被告訴訟人權的基本觀念。

最高法院的決議是否符合上述「程序有疑，利歸被告」？答案似乎是「不利歸被告」，在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第３７６條之前，最高法院此一決議，可說又是替立法疏漏「擦屁股」、替司法院與法務部「揹黑鍋」之作，誠屬既吃力又不討好，真不知何苦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