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健談:歷史教育要思辨也要培養國家認同-黃奎博 政治大學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5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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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牽涉到兩個層面,一個是各級學校如何講授歷史,另一個是當前社會對於歷史的集體認知。
相較於民進黨政府前教育部長杜正勝對於課本字詞的調整而言,這次教育部微調高中歷史課綱,基本上是回歸中華民國政府的歷史與法制,但因為部分民眾害怕這樣的擺盪會和「中國」的關聯性過強,再加上正值暑假且總統大選快到了,所以全台各地少數學生與社團的小規模抗議活動逐漸出現,往往背後的政治操作斧鑿班班。
教育部在杜正勝時期,委託台灣歷史學會研究並提出了《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報告》,對小學、國中到高中教科書中約5千個所謂不當詞語進行檢討,然後由國立編譯館行文給各出版社參考。其中包括了國曆變為「陽曆」、國字改成「中國文字」、武昌起義變成「武昌起事」、國父孫中山成為「孫中山先生」、海峽兩岸改成「兩國」、光復台灣改為「接收台灣」、我國唐代詩人要變成「中國唐代詩人」…
面對這種試圖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與文化脈絡的鴕鳥作法,當時在野的國民黨確有反彈,不過僅採取政治文鬥的方式。而且民進黨政府也不管民間的疑慮與反對,稍後更強行將依此邏輯的歷史課綱推出上路。
這次課綱微調案中,有人說台灣學校的歷史教育缺乏思辨的精神,對於台灣歷史描述更是沒有正反併陳,只有政府的觀點。這句話指前半段對了,後半段則須謹慎以對。
歷史教育牽涉到兩個層面,一個是各級學校如何講授歷史,另一個是當前社會對於歷史的集體認知。換言之,學習歷史應強調思辨,從過去汲取經驗與教訓;但歷史也是一國政治社會化、詮釋政治體制與發展、型塑愛國心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
在牽涉到中華民國這一百多年期間的歷史論述中,政府方面不可能沒有任何價值判斷,例如武昌起義、國父孫中山、日本殖民統治等用語及相關詮釋,否則豈不可能會變成中華民國政府否定自己法理與治理的正當性?更遑論我們將如何凝聚愛國心與國家認同?
很難想像日本歷史教科書會寫上,尖閣群島(即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非日本所能獨斷;也很難想像,新加坡歷史教科書會用「半民主」或「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形容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主導下的政治發展;更難想像,南韓歷史教科書會將1910年至1945年的「日帝強占期」寫成「日本治理期」。
所以,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要不依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而行,要不就勇敢的「先破後立」,搞一套抹去中華民國的歷史觀,否則國不成國,而社會好分你我,紛擾不止,豈是台灣眾生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