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島嶼：再接再厲 文化政策接軌國際-馮建三 大學教授
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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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研究學會應該要求總統候選人，文化政策接軌國際。
就在街角，看板聳立，黃底白字，「政策」兩字在上，佔滿左翼的四分之一畫面。左下方，另四分一版位，寫著「藝文」。右下方，是一個大問號「？」。
不言而喻，總統及立委選舉至今，候選人的「文化政策」若非蜻蜓點水，沒有實質內容，就是不言不語，裝聾作啞。
文化政策研究學會不答應，決定再接再厲。2012年，三位總統候選人都到世新大學，接受文化人的提問。今年，不必再問，早就預作準備，現在透過諮詢，對外結盟，《典藏‧今藝術》協作，稍後就要公佈學會的政策想像。
想像不必遠離現實。想像可以借力使力。在台灣，還有哪為從政人物不朗朗上口「國際化」？距離文化政策最近的國際規範，如果不是十年前通過，2007年開始執行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英文簡稱CCD），會是哪一個？因此，很簡單，不但想像，現在就應該從善如流、見賢思齊，將國際間折衝十多年才成就的這部公約，立刻引進，轉為國內法。
不但現成，過去六年，我們跟進國際公約的成績，還算不錯。2009年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生效了。
接著，直至去年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這些在聯合國許多會員國之間，生效7至34年不等的國際規範，也都在臺灣有了施行法，成為我國法制的一部份。
CCD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文化」體現的是「特性、價值觀和觀念」，不是「一般的商品或消費品」。進一步說，從博物館到各種藝文展演及表演的注目、凝視、觀賞與聆聽，再到通過複製過程，人們才得以接觸的各種影音圖文，無法完全絕緣於市場，同時，也不能徹底向市場投降，因此，文化的消費或使用，同時是商品，但也不是商品。
為何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為何需要市場，又不能向市場投降？說穿了一文不值。答案就在「國際通則」。
不但歐洲各國、加拿大、澳洲這些西方文化為主的國度，日本與南韓也是，其政府提供給各種文化的生產與使用之額度，不論是傳統的藝文形式，或是科技居間使力的視聽媒介（電影、電視劇、新聞、紀錄片、綜藝節目...等等），都比台灣高了許多，甚至沒有簽署CCD的美國，都略高於臺灣。
舉個例子，我們投資公共廣播電視的金錢，以2010年為例，等於是一個人平均投入一天所得之0.048%，低於美國人的0.065%，南韓有0.43%，日本是2.05%。我們的人均投入低，加上人口比這些國家少，難怪我們的公共媒體一年區區十多億台幣，距離美國（折合）的一百多與南韓的三、四百億，太渺小了，比起英日德法的上千億，那就算是侏儒。
怎麼辦，還是回到CCD。它的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特別強調，「旨在加強媒體多樣性的措施，包括運用公共廣播服務」。這麼簡單的一句「包括」，似乎突兀，因為整部公約（含附件）略多於一萬中文字，僅在這裡出現一個具體的機構指涉。但是，也在突兀中，讓人們看到了文化的整體性。
套用周奕成的形容，這就是「文化航空母艦」的概念。
若有強大的公共服務廣播電視，而在數位年代，其影音圖文很快就能同時現身在從手機到平板電腦的載具，因此就是公共「媒體」。那麼，不但視聽等大眾傳媒所表徵的大眾與流行文化，得以在市場上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其他比較小眾而更重視、需要親身參與的文化形式，雖然不求機械中介，卻也必然也能同時得到滋潤。畢竟，這些親身文化的各種元素，完全能夠另外產生有機的組合與融入，成就視聽媒體所需要的「節目」。
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擁有充分的資源挹注傳統藝文形式，那麼，在科技如許發達的年代，必定會有文化人會進而取用，善用影音視聽科技，並要求創設合適的組織形式，建立非商業考量之公共媒體，進入市場平衡商業媒體。
2009年來，我們已經將五個國際公約化為國內法，表示我們儘管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卻一點都不妨害我們認同與弘揚聯合國多數國家所奉行的價值。現在，就是將CCD轉化為國內施行法的時候。
徒法不能自行，法所揭示的世界觀與價值歸向，也必須再以更大更新的努力，給予落實的空間。但以CCD國內法化，作為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環，無疑是接軌國際優良規範的必經之路。朝聞道，不是夕死可矣，是要朝夕引進，汲取精神，開始學習，假以時日，付諸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