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硬起來：批評高跟鞋教堂　哪裡錯了？-張耀仁 社會觀察家

1887年1月26日，當巴黎鐵塔破土動工時，住在附近的民眾不僅嚇到閃尿，還跑去法院控告建造鐵塔的負責人，更不必說那些河左岸自以為具有批判意識的藝文人士對於這一龐然大物（又是鋼鐵建築物）大罵特罵，包括「醜陋的貞操帶！」「將使巴黎蒙羞！」「法國美感盡失！」

這些批評聲浪日復一日，搞得法國政府只好答應抗議人士，這座為了迎接1889年世界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與慶祝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的建築物，將於展覽會後，也就是1909年拆除。

然而正所謂「世事就是鬼打牆，冤冤相報何時了」，這一被法國人視為惡心、爛貨的建築物，因為塔頂可用來作為軍用通訊，竟於世界大戰中多次成功攔截敵軍軍情，加諸觀光人潮為法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迄今，巴黎鐵塔儼然成為法國的代稱，甚至被宣告為20世紀偉大建築工藝之一，到巴黎一遊的觀光客，有哪個不坐輪船遊河，一面唱著「紐約紐約」，一面瞻仰巴黎鐵塔風采的？

那麼試問，嘉義高跟鞋教堂哪裡錯了？誰能確保，10年、20年後，它不會變成嘉義的代稱？不會讓那些罵它、堵爛他的人都被淹沒在遊人與後人的嘲諷之中？而高跟鞋教堂一如巴黎鐵塔，成為象徵那一時代的經典建築（或裝置物）？

也當然，想必有人會反駁：拿巴黎鐵塔比高跟鞋教堂，那不就像是拿雞蛋比臭蛋、拿蓮霧比芭樂嗎？是啊，黃金在你眼裡也可以是狗屎，狗屎也常常有人把它美美的當作花生醬吃下肚呢。那麼試問，你有好好去瞭解高跟鞋教堂的建築工藝嗎？你有仔細想過，如果沒有這座高跟鞋教堂，嘉義這個向來極少登上全國版面的所在，何時才能被你看見？你要是嫌高跟鞋教堂醜，怎麼不說台北101就是男人的陽具、是台灣人集體自卑的表徵？

換言之，今天我們批評很多事情都變成了背書考試式的套式。比方說，一看到廣告把女生拍得清涼一點，就說「那是物化女性！」（那麼試問，你知道什麼是異化嗎？）一看到人家發願種樹，就說「那是破壞生態！」（那麼試問，你知道什麼是生態系統乃至生態理論嗎？）一看到高跟鞋教堂就說「欠缺文化底蘊！」（那麼試問，台灣的文化底蘊是什麼？我們可是連台灣服飾都選不出來的一個「國家」耶）。

台灣所謂的「作家」、「文化評論者」，往往因為媒體的幾句吹捧、粉絲頁幾多人數，突然就把自己膨脹成好像無所不知的角色，忘了自己的本分應該是創作、是經由嚴謹的推論去闡述事件，但現在面對高跟鞋教堂，有多少人是連現場都沒去過就夸夸而談：「突兀！」「難看！」「沒有文化！」試問，誰才不識字又兼沒衛生？沒去過現場考察，也不瞭解當地民眾的心聲，那不就像那些恐龍法官：「犯嫌只是將物品挾在腋下攜出賣場，顯然沒有竊盜犯意，否則應該躲躲藏藏。」不就像這樣紙上談兵、眼底只有法條而無現實般的荒謬嗎？

事實上，嘉義縣政府或許可以舉辦一個「文化人與建築師遊高跟鞋教堂」的活動，把這一票愛罵東罵西、自以為是高級知識分子（實際上很多只是文化買辦而已），統統找來現場，感受那教堂究竟是怎麼回事？比起埔里紙教堂、台南北門水晶教堂異同為何？倘若要繼續施作鑽石教堂、糖果教堂，施工工法是否能有突破？

說得淺白一點，如果這個工程的設計者是貝聿銘、安藤忠雄、伊東豐雄等，還會被罵個半死嗎？試問，難道台中歌劇院不突兀？難道台中歌劇院就結合台中在地文化與造景了？難道法國博物館前的金字塔會比較好？從這裡觀之，又可以窺見台灣人那種既自卑又自大、既崇洋又硬要說自己愛台的可笑情結。

1980年，當動保意識抬頭時，一群報導文學家、文史工作者、自然保育專家等，跑去恆春舉行座談，大力宣揚「不要讓伯勞鳥失去過冬的權利」，意思就是要當地民眾不要再捕捉伯勞鳥啦。席間，一位阿嬸舉手問：「啊冬天我們是要靠什麼賺食？」意即恆春土地貧瘠，早先尚有瓊麻可種，等到軍事需求結束，根本無以為生，捕捉伯勞鳥還不就是為了賺幾個臭錢求個溫飽？不然誰要去捕那玩意啊？

也因此，要批評高跟鞋教堂，也請好好離開鍵盤、少說幾句套式理論吧。不去到布袋，哪能體會南方被遺棄、被漠視的心酸？不去南方，哪能體會年輕人口外必然流放都會的不得不？那些還困守在鄉間的人們，難道他們就該死嗎？難道連賺幾個觀光財的權利都沒有？如果文化人有本事，就要具體提出如何為當地帶來觀光效益的方法，而不是一面爽爽的住在現代都會，一面指責人家說：「哇靠！你怎麼不好好把握傳統？你這樣是數典忘祖耶。」這樣的論述邏輯與心態，我們也只能把「靠」原原本本的還給你而已。

我並非主張高跟鞋教堂不能批評，也不是贊同高跟鞋教堂的存在，而是如果我們無法有效理解台灣南方（總是以北部觀點評論全台灣），無法理解更深層的現實需求（觀光生計與環保的評估），以及無法自信我們必然足以從廢墟打造文化（巴黎鐵塔的文化也是無中生有），那麼，我們和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有什麼兩樣？和列名巴拿馬密件的高官權貴有什麼兩樣？也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角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