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觀點：1989年6月4日之前和之後 ？ 北京 台北 巴黎-李天鐸 國安評論員
201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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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流亡和回不了家，是最痛苦的真實，也是做為一個政府，懲罰人民最烙痛的傷記！。(中時電子報，圖片取自creaders)
2016年6月4日，台北：晚報標題「六四別成兩岸難言之隠」，這份報導用了頭版頭條，加上A3話題全版，解説蔡英文發表在臉書上的文章「緩解九二困境」，報導中將馬英九、蔡英文在過去歷年對於六四發表談話重點，列表對比。
在記者全部報導中，有一段話寫的真好，讓我感慨，也讓我願意掀開這27年前最深沈的記憶：「當總統和不當總統，對六四竟有天差地別的兩樣情，這可吊詭極了！」。
這段文字是個小場景，對於媒體記者來說，會能夠這樣思考，可真不容易啊！
幕前、幕後、人前、人後、真相、謊言、燭光、坦克、學生、軍人、老人、北京、台北、香港、流亡、黃鳥、巴黎、花都⋯⋯。
每個人都曾經被震撼，那樣的場景，迫使每個人都在參與，站在不同的位置，高度、角色上，説著不同的話，風涼話容易，真心話很難，想要方方面面真真實實去面對？更難。
那段期間，在巴黎，最直接的接觸，生活，思考，很難想像那麼多衝擊，矛盾，複雜的交織心情，自己是怎麼揑拿走出來的。
六四事件發生後，法國密特朗總統的夫人，特別指示成立「愛麗絲小組」，專司營救中國大陸當時知名、曝光，有受到逮捕危險的民運人士。
最多時候超過100多名民運人士，被匯集送到法國巴黎，多少人！多麼興奮？來到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聖地「法國、巴黎」，但是：「你會講法文嗎？」，「妳會搭乘地鐵嗎？」。
你已經來到了自由民主的聖地，你還將如何追求民主？來到了巴黎，還要繼續反對中國政府嗎？
要抗議共產制度嗎？在陌生的城市裏，你要對誰說話？你要怎麼生活？過日子？你要到哪裡才能找得到一碗香噴噴的米飯？
夜裡在當時的巴黎，把台大陳之藩教授寫的「失根的蘭花」，反覆讀著他的失落、孤寂，想起流亡在美國，當時頭號的台獨人物「許信良」，是為什麼要千方百計，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去突破封鎖，只為了回到台灣，自己的家鄉，然後呢？成就了今天的民進黨。
「流亡和回不了家，是最痛苦的真實，也是做為一個政府，懲罰人民最烙痛的傷記！」。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正在國家安全幹部研究班受訓，還沒有畢業派赴法國接任組長的命令已經發佈，由於密特朗總統夫人的特別關懷，巴黎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和自由支持行動的燈塔。
殊不知道這樣的行動和表面：光鮮亮麗新聞媒體報導的背後，要累死多少接待單位和情報人員？他們要先就每個人的背景、經歷、學業、家庭背景做基本資料，卻也無法證實真？假？可性度？
再根據個人意願調查做進一步安排，最大的困難是生活、語言障礙和完全無從選擇必須的接受。
你已經離開所有熟悉的人、事、地、物，處在包括膚色、語言，處處完全不同的他鄕異地，你得到最大的殊榮是：「你、妳已經自由了！」。
全世界目光聚焦、關注在民主聖地：「巴黎」，世人關心的重點在於：「你們這一群，所謂中國自由民主的菁英份子，能夠做什麼？」。
一波波的人潮陸續抵達；年輕「國殤」寫作者：蘇曉康、遠志明，體改所的嚴家其老師帶著夫人高皋，陳一諮，程曉農，詩人老木，記者徐剛、祖慰，四通公司的萬潤南、曹務奇、殷克（他們帶著大批珠寶逃亡），吾爾開希（痞子），包括後來抵達的劉賓雁，方勵之，柴玲，封從德，懷德，閻淮和打出「為愛奔天涯」不甘寂寞的范曾⋯當時還有最多聚集在巴黎的是華文媒體新聞界，以及嗅著味道趕來湊熱鬧的政治人物。
檯面上：光鮮亮麗，充滿崇高理想，滿口自由民主的一群人。
檯面下：縱橫交錯為生活，要權力，拼角力，爭搶資源的戲碼一幕幕上演著，直到1989年9月22日，第一屆「民主中國陣線」在巴黎第一大學成立大會上，由萬潤南當選第一任主席後，我在報回國內的資料中，明確指出：在萬潤南當選為民陣主席後，這個組織的前途、未來，已經宣告「結束」了，「人」決定了所有的事情。
在我們派駐法國代表處的主管會議上，龔代表把所有民運人士，工作、接洽的窗口，指定給我，我瞭解那份離開家鄉，茫然、失落、孤獨、寂寞和無從排解的心情，不需要檯面上的光鮮，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不伸手？誰來幫忙幫助他們呢？
更有趣的是；法國的情報單位，我的合作夥伴「海外安全局」負責從香港、澳門各地，把民運人士接到法國，入境後所有清查、安置工作，由「國土監視局」接手。
重要的是；化了這麼多人力、精神、預算經費，收獲了什麼？不能說什麼一點都搞不清楚吧？在他們內部各為其主，爭執不下的時候，海外局副局長說：「你們到台灣代表處，找一位李先生吧！」，心急如焚的國土局警官，當天下午直奔代表處，要求會晤，我在未獲通知安排下，請門房要求他留下名片，另候安排，因為未獲得「照會」，等副局長辦公室主任親自來電說明後，我們每週相約見面一次，雙方分別安排不同的法式，中式餐廳做為工作交換場所，最重要的是，對絕大部份的民運人士做了最大的幫助和妥善的安置。
這也是後來宋心濂局長來訪時，國土監視局長安排出最高規格接待的原因。
轉眼民運27年了，在我離開巴黎前，只做了一件事，把我家裡一張楓木大桌，送給嚴家其老師，因為他們家最重要的傢具是張不平的桌子，桌腳墊著瓶蓋，我們送上彼此永恆的祝福，不論天涯海角。
這些年我偶爾會想起：當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處理？如果不是這樣？會怎樣？就像許多現場的人，分別會有不同的説法，也成就了未來不同的命運，如果不是六四發生？在當時全世界都在抵制中國時，只有台商以直接行動進入大陸市場，奠定後來經濟成長的基礎，站在當時工作的立場，我常在想：如果我們不幫忙？誰來幫助他們？
這樣的心理，絶對不同於政治人物，在不同時間，不同的說詞，在那樣一件那麼重大的殤事發生後，如果我們能夠少一點政治，多點人性，以蒼生為念，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別忘記，在你用一根指頭對別人指指點點時，另外四根手指頭，始於指向自己，在真正生活的領域中，為什麼我們一直想要從別人的眼光中，得到對自己的肯定呢？
27年了，站在人性、同理心的角落上檢視過去和未來，我們對自己還是抱有希望的，這是27年來第一次對六四寫下一點心裡的話。